毛泽东韶山故居揭密

易德轩讯：

毛泽东为何被父亲安排住后门？

          毛泽东韶山的故居，从结构与功能上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一个是敬神区，也就是堂屋。这儿正面高高的南墙上，安放着肃穆的神龛，龛下有用于摆供、上香的四方桌和长条高凳；这个堂屋是公用，所以往东西两边各开一门，分别通往毛泽东家的灶屋和邻居家，而在神龛两侧则开有角门通往退堂屋。堂屋是整个上屋场最高处，也是最肃静处，平日里小孩不能在此嬉闹，全家人出入的主门也不是堂屋的大门而是横屋的门，免得“惊扰神灵”和祖宗。

全屋场第二个区域是人的生活区，包括灶屋、退堂屋、横屋和卧室。值得注意的是，毛泽民、毛泽覃的住房并没有安排在生活区，而是在第三个区域即生产区和家畜区。

生产区是上屋场的后院。从毛泽东的住房出来，是一个大天井，天井边东西两面屋檐下有走道，而东西两头，东头是半敞开的农具室（与加工大米的碓屋及厕所串在一起），西头猪栏，通往后门有一块空地，一边是牛栏（后来为便于参观，把牛栏门改在东边屋檐下的走道开门，实际上应是向后门外的一块空地开）。

毛泽覃的卧室门正对着牛栏门，现在看来不可理解，泽覃最年幼，在家最得父母疼爱，怎么会把卧室设在这个地方？其实，如前所述，牛栏门应当是向户外开着的，新中国成立后修缮时为参观方便而改变了方位。另外，毛泽覃童年和少年都由父母带着睡，稍大（1918年，即13岁时），由大哥带到长沙读书，而上屋场扩建成型也到了1917年7月，所以泽覃并没有在这屋里住过几天，要说现在的卧室，也是在他长大后偶尔回家时住过的而非他小时候在家住过的地方。

与毛泽覃卧室一样，毛泽民的住房也没有安排在主生活区。毛泽民的房在全屋场的后侧门靠近山的角落，说明父亲把毛泽民放在看管后门的重要位置，因为在毛家，毛泽民是最能吃苦耐劳也最得父亲真传，在父亲眼里是最适合接他发家致富的班的人。

韶山的家是毛泽东早年用过的物品最集中的收藏、陈列场所，可称为一座乡村博物馆，其中属于毛泽东和他的亲人使用过的原物就有堂屋中的两张方桌、两条板凳、神龛；退堂屋中的水桶；厨房中的大小水缸、碗柜；横屋中的方桌；父母卧室中的床、衣柜、书桌、长睡椅、折衣凳；毛泽东卧室中的床、衣柜、方桌；农具室中的石磨、水车、收谷大木耙；碓屋中的米碓、糠碓、风车等。

毛泽东家“打门锤”造型令人称奇  

          “打门锤”是过去韶山民间经常要讲的一个词，对读书人的字要求写好，说“字是打门锤”。这“打门锤”为何物？缘何这件物什能与写字联系起来？

这件物什肯定是建筑上的东西，是门上的东西，看看毛泽东家的正前门和侧、后门，必能恍然大悟，原来它就是大门门楣上的那两根柱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根左右对称，突出于门的横梁中间的方或圆形柱，除可能有一点受力的作用外，它们存在的价值更在其他方面，要不然在当代韶山民间建筑大门上方为何再也难得一见这件物什？

它的主要功能应当不是承重！

过去，贫穷的农家也难得一见这样的“打门锤”，稍稍好一点的农户，只要砌得起屋又读过一点书的人家，大门上大约都得有这个物什，不然也不会有“字是打门锤”这句俗语。

“字是打门锤”的意思，其实就是因为“打门锤”位置在一座房子进门的正上方显眼处，而读书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恰恰就是他写的字（过去是这样），因此，字就像“打门锤”一样显眼，是给人的第一印象，当然要练好。

如果再从文化的深层考虑，“打门锤”乃是一件镇宅、安宅之物，特别是毛泽东韶山的家正门和后门居然还端端正正地用类似篆刻或浮雕的手法，在“打门锤”的正中制作了中华文化最古老的两个符号，那就是乾、坤两个卦象（刻在柱子的正中）。

在《易经》中，乾和坤的组合是泰，为六十四卦之第十一卦。《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这就是中国官、民住宅多用乾、坤符号做成“打门锤”的原因。原来，两个符号的组合正是人们居家、出入所祈盼的“泰”，即“太”或“大”，既平安，好运，又能日渐而大！

乾、坤是《易经》最核心和最基本的两个符号，可以说是万事万物的源和根。毛泽东的父亲在改扩建上屋场时，按照邻居们（当然是经济条件稍好又有一点文化的人家）的惯例，把乾坤的卦象认认真真地雕刻在前正门和后门上，大有深意。

下面我们不妨拿毛泽东家与古都北京的大四合院的“打门锤”对比一下。

按标准说法或者北方的说法，“打门锤”即“户对”，所谓“门当户对”，就是讲的两件物什，门上的叫“户对”，门前的叫“门当”。

“户对”，即置于门楣上或门楣双侧的砖雕、木雕。形状有圆形与方形之分，圆形为文官，方形为武官，“户对”大小与官品大小成正比。拿这个概念比照一下韶山毛泽东的家，正门用的是方形，后门和侧门用的是圆形，即是文武双全，而由武到文（最后落于“文”），令人称奇！

正规的“户对”按官位，一到五品可以为六个，六到七品可以为四个，以下只能为两个，普通大户人家也可以有两个。典型的有圆形短柱，短柱长一尺左右，与地面平行，与门楣垂直，它位于门户之上，且取双数，有的两个一对，有的四个两对，故名“户对”。“户对”用短圆柱形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代表了人们生殖崇拜中重男丁的观念，意在祈求人气旺盛、香火永续。

“门当户对”后来演化成地位相称的意思，其实反映着中华文化中的平衡理念，也是建筑学上的一个科学概念，当然，它的实用性要大大让位于它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寄托的一种理想，那就是平安、和谐。

用鼓做“门当”，只因鼓声宏阔威严，厉如雷霆，百姓信其能避邪，故民间广泛用石鼓代“门当”。石鼓镌刻花卉图案，表明该宅第为经商世家；如果石鼓为素面无花卉图案，则为官宦府第。

无论“门当”，还是“户对”，都可以视为屋场的一种图腾式文化符号，这个符号不一定是乾、坤卦象，也可以是动物如龙、狮、鹿（这种动物形象常常用于“门当”或祠堂、庙宇的屋脊；毛泽东读过书的湘乡东山学校大门也有一对石鼓，鼓面绘的是奔鹿）或文字如福、寿。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打门锤”之类只是表达房屋主人的一种迷信心理，是为的辟邪、驱邪（这是南方文化中常有的），我们还应当把文化与民俗的东西考虑进去，把以上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进去。

毛泽东家为何没有“门当”而只有“户对”？

         毛泽东家没有“门当”（但毛家祠堂有），而只有“打门锤”（“户对”），这是与毛家当时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有关的。北京的大四合院住的往往是官宦人家，所以常常既有“门当”又有“户对”，“户对”也不止一对，而是四个，“门当”则是精雕细刻的大石狮或石鼓（毛氏宗祠的石鼓比较小，只有不到两尺高）。

从经济状况来看，毛泽东家在毛泽东出生之前和年幼的时候尚属贫困，在毛泽东少年时代才上升到中等偏下的人家，在毛泽东青年时期，因为父亲和弟弟毛泽民经商活动的日益频繁而上升到中等（按韶山的标准）的经济地位，现在我们看到的毛泽东家的房子就是1917年毛泽东快满24岁的时候由他父亲兴建的（毛泽东本人未参与其事，也未寄钱回家），此时毛泽东并不在韶山，而是在长沙读师范。那么，他家屋子的“打门锤”，当是在他少年时代之后，可能是直到他青年时期即房子扩建的时候才出现的。

毛顺生并不是一介儒夫子。他只读过几年私塾。毛泽东比父亲读书多得多，毛顺生之所以要在新砌房子时在屋前和屋后门楣上各做一对“打门锤”，并让木工雕刻乾、坤两卦，多半是顺应韶山当时起房子的通例，而不是因为毛顺生本人对《易经》多么有研究或者多么喜爱，当然也不会是出于此时已经对中国文化经典《易经》有接触和研究并开始得其精髓的毛泽东的建议。

毛泽东虽然对传统文化有过精深的学习和研究，但在父亲改扩建上屋场的时候，新文化运动正在中国大地兴起，俄国在这一年还爆发了十月革命，毛泽东把这些消息带到了韶山他的家，他正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他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全面改造，对于《易经》这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他将保留其辩证法，在与西方的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融合之后，成为制胜的法宝之一，至于《易经》中的卦象这个形式上的东西，他并不会原封不动地照搬。

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上屋场的“打门锤”让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一事实：韶山地方文化和毛氏家族文化中，对中华古代经典《易经》是充满敬意的。韶山民间文化中对道家文化是推崇的，所以民众常常要把道家的一些文化符号，包括一些画像甚至雕塑都要用到他们的建筑当中，是作为装饰也好，是作为辟邪、驱邪也好，或者是有所寄寓也好。实际上，韶山因为地处南方山区，古属苗蛮之地，后来又有舜帝南巡和历代移民，多种文化对这个地方影响都相当深远而广泛，这些文化就包括着道家文化，而演绎道家八卦的一个极重要的人物恰恰是湖南人周敦颐。

周敦颐，宋朝道州营道（现今湖南道县）人，著名哲学家。他是理学派开山鼻祖，是湖湘文化中一位极重要的承上启下的文化大师。

毛泽东一生对儒家、道家等多种学说融会贯通，应该说，他在故乡就开始感受像周敦颐这样的大师留在湖湘民间的文化气息的熏陶，特别是在长沙差不多十年，更跟从杨昌济先生等人精深地研究过这些大师的学说，包括对《易经》也有过钻研。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去观察毛泽东早年的生长环境包括他的家居，尤其是家居中的一些细节，是有特殊意义的。本文摘自《毛泽东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