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墨家“尚贤”思想

        易德轩讯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并非儒家一家，或是通常所谓的儒、释、道，中国文化的源头其实是儒、道、墨三家。儒家是家族本位，道家是个人本位，墨家是社会本位。但是在传统社会，儒家主张“亲亲尊尊”，在用人上讲究亲疏远近，而非以德才为准衡。道家（这里主要指以杨朱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流派）虽反对等级制度，然而其根本思想是放任无为，其流弊为使人易趋于极端自私与纵欲。封建统治者往往是儒道结合，阳儒阴道，形成在用人上则是任人唯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树底下好乘凉”、“朝里有人好做官”等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就是儒道结合的弊病。

       墨家则不然。中国文化中最讲究任人唯贤的就是墨家。墨家主张“尚贤”，就是直接针对宗法制度下任人唯亲的不公平现象。墨子假借古代圣王，提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墨子·尚贤上》）就是说，选拔官员要以德能为准，哪怕是出身于工农下层社会，只要他有德有能，就应选拔上来，委以官职，并以劳绩作为考核评价的标准，这样才能做到公道正派，只有公义，没有私怨。墨子又说：“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下》）“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墨子·兼爱下》）这说明，只有打破讲究血缘关系的宗法观念，才能任人唯贤；反之，只有真正以贤能为准绳，才能打破任人唯亲。无数的历史经验表明，选人用人者如果因为血缘关系而偏袒自己的父兄亲戚，别有用心者就会从其父兄亲戚入手，去影响选人用人者的意志；如果因为利益关系而倾向于权贵富人，别有用心者就会从权贵富人入手；如果喜欢长相姣好的女色，别有用心者就会从女色入手；如果信任自己身边人，别有用心者就会从身边人入手。这些都是容易导致用人上不正之风的重要因素。父兄亲戚、权贵富人、朋友同事等等，归结为一个字，就是“亲”。“亲”已远远不止是血缘关系，还包括血缘关系的延伸，即所有亲近自己和自己亲近的人。因此，墨子提倡“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只有不论亲疏远近，一律以德才为准，才能形成有德有能者上、无德无才者下的人才良性循环，避免出现逆淘汰。

       墨家反对家族本位的宗法制度，对封建社会形成巨大冲击，因此被专制统治者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从汉代一直到清代近两千年中，墨家被统治者不断压制，几乎终绝，直到近代在西方列强冲击下封建统治逐渐瓦解时，墨学才得以复兴。当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时，大多数先进的中国人都将墨学与社会主义学说通融。受此时代潮流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张闻天等都推崇墨家精神。毛泽东更是重视墨家精神，他认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张闻天要求党员干部要像墨子那样以身作则、设身处地地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

       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了公道正派的任人唯贤路线，使得贤人在位，人尽其才，干部群众满意服气，上下一致齐心协力。这是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对墨家思想的重视与研究、吸收和倡导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