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翦商谋略
即便姬昌（遵从读者建议，将周昌改为姬昌，更符合当代姓+名的习惯）通过一系列操作，有了上帝的应许，但最重要的是文王必须处置翦商事业的诸多细节。
《易经》里，就藏有一些他的斟酌和计划。
其一，从周原去往殷都，必须渡过黄河，这对未来的远征军是个重大考验。
在周人活动区，最大的河流是渭河，他们虽曾在其上“造舟为梁”（用船架设浮桥），但黄河的水量更大，也更宽，造设浮桥并不现实。《易经》六十四卦中有十卦的卦爻辞出现“利涉大川”或“不利涉大川”，可见文王一直在研究渡河的时机与方法。最后两卦即济和未济的爻辞中还有“曳其轮”的描述，说的就是马车渡河的场景。而这很可能来源于商人的经验。
文王曾经往返于周原和殷都，也曾追随纣王的军队出征南土，应当见过商人军队渡黄河的景象。当时的船还比较小，难以运输马车，所以，即济卦初九爻辞中的“曳其轮”可能是指（仅为猜测）：先把木材捆绑在车上，然后把马匹拴在后面，让马车像木筏一样漂渡过河；而“濡其尾”说的是车马渡河和马尾浸泡在水里的场景。即济卦的上六爻和未济卦的上九爻还有“濡其首”的描述，应该说的也是马在渡河。
除了用舟筏或涉水渡河，文王可能还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趁冬季黄河结冰时过河。坤卦初六爻曰：“履霜，坚冰至。”但在文王的时代，气候还比较湿热，黄河下游河段不太可能会结冰，即便有结冰，怕是也难以承受人马。因此，文王还曾考虑取道陕北，迈过结冰的黄河，然后穿越山西，远征殷都。
其二，周族的规模很小，仅凭自身是无力对抗庞大的商王朝的，所以，它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军。
《易经》的蹇卦和解卦成对，内容皆与派使者联络西南的盟友有关。蹇卦的卦辞有“利西南，不利东北”，解卦的卦辞则有“利西南”。
以周原为坐标，殷都在东北方，而西南方（今陕西汉中、甘肃陇西及四川地区）则有大量土著部族，是文王重点争取的目标。所以，坤卦的卦辞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到后来周武王灭商时，盟军中确实有蜀、擘、微、卢、彭和濮等西南部族。
此外，关于东北和西南前途的比较，皆出现在上述三卦的卦辞而非爻辞中，说明这个问题在文王心中格外重要。
其三，一个关键的军事策略：“利建侯。”“侯”的甲骨文字形像哨所望楼里面有一支箭。
甲骨文侯字演变
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军队派出的侦察哨；二是为王朝担任戍卫任务的侯国，所谓“诸侯”。在《易经》中，“建侯”应是第一层意思：豫卦的卦辞是“利建侯行师”，“建侯”和“行师”连用，显然是指在行军的时候派出侦察斥候。
文王还曾经观察和学习商人的战争技术，比如师卦，记录的主要是文王随纣王南征夷人的内容，其中，初六爻的“师出以律”，说的就是军队出征要有严格的纪律。这是商朝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而周人以前只有部落规模的战斗，所以在壮大势力的过程中，必须学习商朝的军队编组和管理。
其四，文王试图把商人的铸铜技术引进周原。
《易经》的蒙卦记录的是文王在殷都和商朝上层的交往，其中，六三爻曰：“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金夫”，可能指的就是铸铜技师，所以这句爻辞的意思是说，文王要亲自去见这位技师，倘若不表现得谦和一点，就无法获得利益。可见，文王在殷都的诸如此类活动对周族的成长壮大皆有重要作用。
飞鸟是敌人
在《易经》中，还曾经数次出现关于鸟类的记载，且内容都有些诡异。
比如，小过卦：
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初六：飞鸟以凶。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其中，小过卦曰：“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大意是说，祭祀，占卜结果有利。可以做小事，不可以做大事。飞鸟会向其传送声音。不宜向上，宜向下，大吉。
初六爻的“飞鸟以凶”是说飞鸟带来坏运气；六五爻的“公弋，取彼在穴”是说用“弋”（系着丝线的箭）射鸟，鸟进入了“穴”中，但还是被“公”（文王）找到了；上六爻的“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则是说，没有遇到，错过了，而遇到飞鸟乃凶险之兆。
文王对于“飞鸟”的奇怪态度，应该和商族人对鸟的崇拜有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认为，鸟是商族的保护神，为上帝传递消息的信使，所以在甲骨卜辞的记载中，商王经常用牲畜及人牲向“鸟”献祭。而这显然会让心存翦商之念的文王产生疑心和恐慌，把飞鸟视作凶险的信号，所谓“飞鸟遗之音”，即是担心鸟类会察觉到自己的谋逆行为，并用某种方式传递给商纣王。
既然飞鸟会是商王的耳目和帮凶，周昌就要采取禳解法术，比如，射猎飞鸟。除了上文的“公弋，取彼在穴”，《易经》中还有好几处用弓箭射鸟的记载。解卦上六爻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意思是说，公在高高的城墙上射隼，成功猎获，一切均顺利。“公”是周人的词，《易经》中的“公”显然是指文王本人或周族先君。而“射隼”颇有巫术色彩，因为隼是小型猛禽，没有食用价值，一般不会是捕猎对象。文王从未试图塑造过自己的勇武形象，一直强调的是文德，这从他自定的尊号“文王”就可见一斑。所以，这种在高墙上射隼的表演，很可能是一种用巫术对抗魔法的行为，目的是祛除“飞鸟以凶”的超自然力量。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的“用”字也颇有意义，这里或可译为“用这种法术”。倘若没有这个“用”字，这句爻辞就是一个叙事和陈述句，但有了“用”字，它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记录，还含有记载巫术的施用方法和功效之意。
另一个和鸟有关的是旅卦，其爻辞记录的主要是旅行中发生的各种怪异事件，比如，旅舍遭遇火灾，童仆逃走，携带的钱财失而复得。其中，六五爻曰：“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前两句容易理解，说的是射猎野鸡，射丢了一支箭，但末句的“终以誉命”则非常难以解释。雉是野鸡，属于常见猎物，射雉而丢失一矢也是常见之事，但下一爻（上九）就不一样了：“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如前文所述，“丧牛于易”是关于商朝先君王亥的著名故事，而且在历代商王祭祀王亥的甲骨卜辞中，“亥”字的造型中都有一只鸟。由此可见，王亥身上很可能有某些鸟神的元素，而“鸟焚其巢”正和王亥的悲剧相呼应：旅人先笑，而后号啕大哭，似乎是王亥被杀于易地的悲剧片段。
要而言之，这些卦爻辞后面隐藏的，应该是文王试图寻找祛除“飞鸟以凶”的法术，以给商朝造成致命一击的思虑。
明夷卦中的箕子
在《易经》中，明夷卦也和鸟有关。“明夷”的卦名难以理解，它的卦象是离卦在下，坤卦在上，即火在地下，类似“黎明前的黑暗”之意。卦辞很简单：“明夷，利艰贞。”是指明夷卦适合占算艰难的情况。比如，明朝灭亡后，不甘做清朝臣民的黄宗羲就写了本《明夷待访录》，其字面意思大概是说，忍一忍，总会有转机的。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明夷卦内容非常隐晦，其中最诡异的内容在爻辞。
初九爻曰：“明夷于飞，垂其翼。”显然是某种鸟，“于飞”在《诗经》中出现过十多次，都是关于鸟的，有凤凰、黄鸟、鹭和鸿雁等。
六四爻曰：“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这可能是说某种东西进入了鸟的左腹，可以获取它的心。不知道这是不是暗喻文王在商朝有内线，可以获得纣王的动态。
六五爻曰：“箕子之明夷，利贞。”看来，这好像是说箕子正是文王在商朝的内应。最初，姬昌之所以能获准拜见纣王并进入殷都，正是因为箕子的批准。联系史书所载的箕子对纣王的不满和姬昌的翦商目标有一定交集，或许早在姬昌在殷都期间，两人就已经暗通款曲。
初九爻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前面一句，还是用来隐喻商王朝的那只鸟，说它在飞，但翅膀已经无力挥动；后面两句，则意为君子（姬昌或他的亲友）急着赶路，三天没吃饭，此行不顺利，主人很有怨言。这像是箕子从殷都发来的密信，“主人”代指商纣王，“三日不食”指传信人连续有三天没顾上吃饭。考虑到殷都到周原的里程不止三天，这里说的可能只是没吃上饭的时间。
九三爻中有“南狩”，记录的应该是姬昌随纣王的某次南征，很可能箕子也参加了。
上六爻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这也像是关于鸟的内容。
总体来说，明夷卦各爻辞非常晦涩，越是和翦商事业密切相关的，就越是隐约其词。
在商朝上层，文王的内线应该不止箕子，如前文所述，可能还有苏妲己和王子武庚，但《易经》中并没有出现他们的名字，至少没有公然出现。这也可能是文王用了某种后人看不懂的隐语来指代。相比于箕子而言，苏妲己和武庚更需要保密。
从现代人的视角看，文王姬昌为翦商而推演的“理论”，或许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宗教的，即他对商人“上帝”概念的重新诠释和利用。文王的身份类似犹太教的摩西、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身兼部族政治首领与神意传达者两重职能。
二，巫术的，即他在《易经》里对商朝施展的各种诅咒、影射与禳解之术。在上古初民时代，这些行为往往和宗教混杂在一起，不易区分。
三，理性的，或者说世俗的，即各种“富国强兵”的策略和行师用兵的战术。但这只是基于“现代”立场的分类，在上古时代，神权充斥人间，巫术杂糅知识，三者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线。如果己方和对方都相信神灵巫术可以改变现实，那它们就真的足以改变现实，而且在认知水平上，文王的周邦和纣王的商朝并没有本质差别，甚至商人对鬼神世界的沉迷程度还要超过周人。
同样，对于甲骨卜辞，无论殷墟的还是周原的，我们或许能够识别出多数常用字，甚至能够大体判断每个句子的意思，但无法确知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要那么想。毕竟，我们很难有设身处地的感受和理解。
在那个时代，人们制造鬼神，被鬼神主宰拨弄，但又逐渐心有不甘。这已不全然是神话时代，已经具有“文明”的一切要素，虽然这“文明”仍在血污与恐怖中挣扎。
文王扩张历程
《史记·周本纪》载：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这说的是文王“受命”称王那年，有两个名为虞和芮的小邦发生争执，约定要到周邦请西伯（文王）仲裁。但进入周邦领地之后，因为看到这里的民风谦恭相让，还没有见到西伯就自觉惭愧不已而放弃了诉讼，所以愈发使得周边诸侯相信，文王有“天命”。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这种道德色彩过浓的故事并不真实。此事在《诗经·大雅·绵》里只有一句：“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这两个小邦应当是愿意成为周邦的同盟或附庸，并向周邦派遣了质子。后世注家认为，这两个小邦在黄河大拐弯的内侧，今山西省西南部。也就是说，他们向西渡过黄河才能进入关中。那么，非商朝血统的土著小邦部落为何如此看重周邦和文王？要知道，此时的周邦，实力还不算强大，远不如老牛坡的崇国，或者晋南地区的商人侯国。
所以，这很可能是商文化的恐怖和缺少亲和力使得西土小邦对商朝侯国只能敬而远之，更倾向拥戴西部本土的领袖人物。而且，文王已经把土著部落普遍信奉的自然神（如天神）和商人的上帝捏合在一起，不仅宣扬自己能和上帝交流，还擅长占卜和易卦占算，这对上古蛮荒时代的部落长老们来说，这肯定有极大的影响力。
此外，关于虞国，有学者认为，它是文王的伯父泰伯和虞仲出走之后建立的。若果真如此，说明已经分裂半个多世纪的周族又开始联合起来。不仅如此，为了扩大实力，周还开始吞并临近的不服从小邦。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史记·周本纪》）
此时，文王的儿子已纷纷长大成人，成为在前方征伐的主要统帅，而文王则用通神和易卦占算能力为其提供指导。
下面，我们来略述一下文王的扩张历程。
一，受命第二年，伐犬戎。
戎人多是姜姓，和周人有遥远的亲缘关系，这支犬戎应当距离周原不远。
二，受命第三年，伐密须国，也称密国。
密地，在今陕西省灵台县，周原西北方的山地。注家说，它是姞姓之国，也是西部土著部落，当初周族始祖后稷娶的就是姞姓女子。最终，密国被文王征服和兼并。“文王大宅”的甲骨卜辞里曾经几次出现密地，比如，某一个秋天，王向西去往密，还准备在密修筑一座城池：“今秋，王西克往密。王其往密山。密斯城。”
《诗经·大雅·皇矣》对此描写较多，大意是说，先是周和密发生了某些纠纷，密人首先进攻，侵入周的领地，文王震怒，组建了整齐的作战队伍（“爰整其旅”）迎战。这可能是从殷都返回之后，姬昌首次模仿商朝的军队编制作战。
成功占领密地，让文王信心大增。看来，上帝确实支持自己，全天下都将臣服于周王：“万邦之方（楷模），下民之王。”
三，受命第四年，灭黎国。
据后世注家解释，黎国在今山西长治附近。根据近年此地陆续出土的一些商代青铜器，很可能在文王时代这里有一个商朝的侯国。
黎国距殷都已不算远，中间隔着太行山脉，因此，倘若文王此次征伐的是长治地区，会有很多难以解释之处：
其一，距离周原太远，中间要经过不止一个商人侯国，先是老牛坡的崇国，东渡黄河之后，还有三个南北连成一线的商人侯国（遗址分别在闻喜县酒务头、浮山县桥北和灵石县旌介），因此，倘若文王胆敢伐灭其中任何一个，其他侯国肯定不会坐视。
其二，即使黎国只是一个土著邦国，不属于商朝体系，中途的商人侯国对周军不加干涉，但征服后的土地对周人似乎也没任何用处，毕竟这里和周之间的联系实在太遥远，也太脆弱。
其三，《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灭耆（《尚书·西伯戡黎》写作“黎”），引起商朝大臣祖伊的恐慌，并向纣王告警。当然，在《史记》中，祖伊强调是纣王道德堕落引起的种种混乱，并不是周的威胁：王现在过得放纵而残暴，自寻死路，所以天神已经放弃了对商朝的护佑，商民皆在抱怨这个时代怎么还不结束。而纣王的回答则注定会成为后世的经典：“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翻译为白话就是，不是只有天才能决定我的命运吗？
祖伊和纣王的一问一答都没提及周灭黎的威胁，很显然，这是一种离现实很远的道德叙事，但有一点很明显，其预设背景是：周灭黎，是对商朝的公然背叛，威胁极大。
四，受命第五年，灭于邘国。
注家解释，于国在今河南省沁阳市，也就是太行山南麓，黄河北岸，已属商朝心腹，离殷都只有200多公里，而且没有山河险阻，一马平川。按正常逻辑，无论是周占领这个地方，还是灭亡此地的商人侯国后全身而退，都不是商朝可以容忍的。但史书中却说，纣王仍然无动于衷。
后人实在难以理解，在商朝的最后几年，纣王到底处于何种状态，他为何会对周人如此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毫无反应。这似乎是个千古之谜，尤其我们试图复原这段历史时，会愈发感到其中的荒谬和不近情理。
《帝王世纪》中有一则野史式的记录，说是纣王和妲己都喜欢饮酒，有一次，宫廷内连续数日纵酒狂欢，结果纣王醒来后竟然不知道当天的干支，已经忘记过去了几天，只好派人去问箕子。
纣王末期的政治混乱，可能还和他重用异族夷人有关。据《史记·殷本纪》载，纣王末期最重用的人是费中以及蜚廉和恶来父子：“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他们都是费氏成员，部族可能在今山东南部的费县一带。费地属于东南夷人地区，纣王曾经多次对其用兵，商末的滕州前掌大方国（史氏薛国）就在费县以西数十公里处。
据说费氏的祖先是“鸟俗氏”，有位祖先“鸟身人言”，显然是夷人崇拜鸟的表现，说明和商人文化同源。到西周时，恶来后裔家族被周朝多次迁徙，最终定居陇西，繁衍出了后来的秦族和秦国。（《史记·秦本纪》）但在商末，他们还是未经迁徙的东夷土著。
看来，在纣王征服东南夷期间，有些夷人部落首领赢得了他的信赖。《史记·殷本纪》载，恶来擅长诋毁别人，导致诸侯对纣王更加疏远。也许，这也是周族能肆无忌惮征伐商朝势力的原因之一。
总之，随着周人势力的膨胀，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商人朝贵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周族身上。他们或许想的是，倘若能趁着周族的叛乱搞垮纣王，扶植一位正常的新王上位，商朝应该能够回到往日的正轨。
五，文王受命第六年，灭崇侯虎的崇国。
在史诗《皇矣》中，崇国受到了上帝的诅咒，他命令文王：“召集你的同盟，集合你的族人，带上你攻城的钩梯和冲车，去攻打崇国的城墙！”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在文王平生的战功中，灭崇之战被歌颂得最详细：“冲车轰轰作响地撞向城墙，周军砍下的人头成堆，捕捉的俘虏成串，他们在战场上祭祀上帝，彻底毁灭崇国的一切，四方再没有谁能抵挡周王的大军！”
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关于崇国在何地，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在丰镐之间”。丰镐在今西安市西郊，老牛坡商代遗址很接近这个描述。但是，老牛坡离周原比较近，很难想象文王在灭崇之前就敢远征山西长治（灭黎）和河南沁阳（灭邗）。所以也有史家认为，崇和嵩通假，它应该在河南的嵩山附近。从逻辑上讲，文王先扫荡晋南和黄河北，再攻占黄河南岸的商人侯国比较容易让人理解。
不过这样的话，考古发现的晋南的三座晚商侯国遗址和老牛坡遗址皆无法对应史书的记载。也许，《史记》所载的文王征伐的顺序并不完全准确，而且汉唐注家对黎地和邘地的解释也未必符合文王时代的地理。概而言之，文王的扩张历程可能已经湮没在时光中，永远无法如实呈现了。
但作为商朝侯国的老牛坡，的确是真实的存在。它立足西土二百年，一直为商朝监控羌人，因此，周人迁居周原后的数十年生息，不可能逃避老牛坡-崇国的掌控。也许这段记忆过于沉重，以致后来的周人绝口不提，但它却成了史诗中上帝的神谕：崇国必须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