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导论)1
  
  1、易经之概述
  
  《易经》或曰《周易》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哲学着作,但是这部着作自古及今,就包含着很多神秘色彩。这种神秘是有两个因素导致
  
  第一个,是由于历史层累效应导致。层累说是中国实证派的历史观点,他们认为,历史记载是一层层添加的。比如说,在历史上或神话之中,越是在先的神话人物,反而是越晚后的文献才出现了。比如说最开始出现的盘古,反而是两汉时期才有这样的记载。再比如说,时代越后,人物中心地位就会越放大。
  
  这意味着,整个符号系统,在历史链条之中,有一种逐级放大的效应。那么,《周易》的神秘性就是这样层层叠加起来的。
  
  可能对于《周易》最源初出现的时候,反而没有那么多神秘色彩,但是后来人或者由于个人目的(比如说算命之故弄玄虚),或者由于义理的阐释,不断地丰富它的内容,以至于添加了大量的内容,造成了极强的神秘色彩。
  


  第一个,是我们已经远离了《易经》创造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了,以至于我们难以理解为,最开始中国人形成这套符号系统到底有什么用。如果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一切的符号系统,本质上都是一种生活形式的映射,学会一种语言,就是生活在一种生活形式上,那么《易经》所处的生活形式离我们太遥远了,以至于我们难以把握,他就与我们产生了一种神秘感。
  
  神秘在人类历史上是起到了极强的作用,神秘首先是一种未知而神秘,所以他可以引起人类之惊异,从而形成理性主义萌芽,或者就接受这种神秘,就会桎梏人们的思想。
  
  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易经》,号称是有三种易经,分别是夏商周。夏代,称之为《连山》、商代是《归藏》。而周代,就是《周易》。
  
  前两者都已经失传了,我们只能知道,连山之中,第一个卦是艮卦。艮,它的象意是山。而《归藏》第一个卦是坤卦。坤卦代表的是纯阴之象。这与周易,以乾卦作为开端是不一样的。
  
  这种不一样意味着什么呢?早期人类是处于最开始的万物有灵论阶段,人们是处于拜物教阶段。所以对于日月星辰、山川河流,有所崇拜是极其自然的。其中坤卦开端,与早期人类崇拜阴是相关的。
  
  人类思维的延展,是基于对于世界与自身追问开启的,
  
  最开始的人类,他对于世界和自己的好奇,首先在于,我为什么会死亡?这就是关于死亡的追问。我从哪里来?这是关于出生或生殖的追问。最后,就是我该怎么活下去,这就是关于世界的秩序的追问。
  
  这三个追问,构成了人类最早的哲学思维的开端。
  
  那么,《易经》把这三个追问,全部包括。
  
  其中,整个易经的卦象排列,是关于世界的秩序的描绘。我们先不管他描绘对不对,这起码意味着,早期人类试图通过一套逻辑,去理解整个世界,理解世界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能够生存下来。
  
  而关于坤卦的重要性,则是表达了生殖的重要性。中国人早年有一种月亮的崇拜,而其他民族有拜日的传统。其中月亮是与生殖相关的,因为月亮是与女性月经相关。对于死亡的追问,最终在中国演化出一套礼制传统。对于死亡,往往演化出就是一种禁忌文化。
  
  《易经》的易是什么意思呢?表达的是变动。所以易有三易,分别是变易,不易,简易。
  
  变易,指的是就是世界是变动的,而变动就会促使人类去思维,如果在变动之中,找寻到生存的位点,也就是找到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是不变的。
  
  并且我们要说的是,在人类思想历史上,提出变动,是一个很平常又是很深刻的内容。赫拉克利特提出过变动,尼采提出过变动。
  
  但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提出同一个命题,却有着不同的意义。赫拉克利特的意义不同于尼采。因为赫拉克利特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人类文明社会以后的事情,此时他已经有完备的神话体系试图去解释世界了,此时当赫拉克利特说世界是变动的,这就需要他抛弃一切神话体系重新去思考世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而尼采所处的是现代社会,是高速变动的社会,当他说变动,他是试图透露出现代社会的虚无性。
  
  而不易,指的是世界是有秩序的,而简易,是说世界的秩序是一个简单的秩序。
  
  这个简易原则是一个重要的思维经济原则,他表达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需要去找一个成本最低,或去寻找一个最低成本的方案。而成本思维,是另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这意味着,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都是成本性存在,他不可能不有成本而存在,这是它的逻辑前提。
  
  关于易经,有三个路径去研究,分别是象数理。
  
  首先是,象。象是人类思维最原始阶段,去把握世界的很自然的方式,而象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是长期传递的。
  
  比如说,中国的汉字,是通过象得以实现的,是一种类比思维,而西方文明则大异其趣。西方文明是”是“的思想。”是“意味着,它的概念都要进行精确的定义,试图给出一个精确规定性,才能取信于人。
  
  这两者直接导致了,中西方文明路径发生了偏移,由于中国注重”象“,中国缺乏一种对于语言的考究,而是试图抛弃语言去把握那个象,而那个象,不是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是大写的Being,他是一个能够被理性所把握的内容,即使是上帝,他也必须依靠逻各斯创造世界。而中国所说的象,是”无“,是消灭一切语言逻辑的那个敞开状态。所以中国的”象“缺乏精确性,他依赖于一种非本质的领会。
  
  这种”象“的思维,自然是会被科学排斥的,因为科学是建立在”是“的基础上的定量化运用,这当然也越发提供了易经的一种神秘性。
  
  其次是数。中西方都有对于”数“的崇拜和把他神秘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神秘化,是因为数之于人类,是一个有序的系统,同时又是一个不可把握的系统。
  
  之所以有序,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其中一些有序的状态。比如说为什么易的演绎,一定是六十四卦,不多也不少呢?这里潜藏的某种和谐性,自然被人感觉神奇。可是你又解释不了,于是自然形成一种神秘化。
  
  到什么时候,这样的神秘性才会消除呢?就是”数“被逻辑化。比如说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通过公理系统去推究整个定理的证明,此时数的神秘性就被他的逻辑性取代了。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阶段。为什么中国难以出现这样的阶段呢?
  
  要把数的神秘性去掉,就需要把数主体化,或者接近于主体化,西方是经过柏拉图主义的洗礼才会褪去数的神秘性,在柏拉图那里,数不是什么世界的本体,而只不过是经过理念世界的一个环节。数被工具化了。而理念是可以被我把握的,所以数也是可以被我把握的,他就被理性化,或准理性化。
  
  但是中国是一个象意的逻辑,他反而加重了这种神秘性,他不可能萌发出一种关于概念精确定义的思维方式。
  
  其三、理。理的阐释,是中国独有,他要把这种神秘的内容理性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中西方的思维的路径不同。西方人把他理性化,是通过理念世界,也就是通过概念的规定。而中国人理性化,是把他伦理化。而伦理化又是基于中国小共同体本位延伸出来的世界。所以梁漱溟才称之为情理化。
  
  而理性,则是有一种突破共同体束缚的功能,历来,理性被视为追索所谓的无条件物(即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的认知行为,他是要突破共同体束缚的功能。
  
  要形成这样的理性,必须有一种潜在的能力,就是他整个社会已经倾向于去掉了传统伦理社会的状态,比如说希腊的雅典社会。但是即使如此,古希腊的理性,是没有主体性,是神秘化。比如说苏格拉底说有个灵机在体提醒他,这就是一种神秘化倾向。要完全清除这种神秘色彩,必须经历基督教的洗礼。
  
  因为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否定一切神秘主义的东西,因为上帝不允许拜偶像,他是一种纯粹的信仰,只是信仰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
  
  通过基督教洗礼,西方社会才从柏拉图理性,转化为了纯粹工具理性,这就是近代理性。而这个近代理性,是适应着西方大工业生产。
  
  而中国为什么产生不出这样的理性,有这么几个原因
  
  1、中国本身就缺乏”是“的追问,他是一个”象“的逻辑延伸的。
  
  2、理性本身就是与工商业文明相关的,因为工商业文明的生存诉求就需要一种功利化、突破共同体束缚的一种要求,所以他必然要基于一种逻辑的普世建立起来,所以排斥了一切非理性的内容。而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束缚,一方面自发地遏制了理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共同体有意识地遏制(因为理性与工商业文明相关,他必然是反对专制制度,所以他无意识或有意识必然要遏制理性,正如雅典城邦也必须处死苏格拉底一样,他们或许没有理解为什么要把他杀死,实际上是因为理性包含着一种个人自由的诉求,必然突破城邦的共同体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