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

　　邱丽娟

　　国立台南大学社会科教育学系

　　一、前言

　　清代民间秘密宗教普遍流传于下层社会，彼时教派林立，其名目可达一、二百余种之多，堪称盛极一时。所谓民间秘密宗教系指源自传统民间信仰，并杂揉儒释道的思想与仪式，以信仰无生老母为核心，以诵经修行为凭借，以祈福消灾为目的的教派。秘密教派教盛行原因包括内外缘因素，诸如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教派本身的教义、仪式及其所提供诸如民俗医疗、养生送死、宗教福利等社会功能等。1然而，清廷基于政权巩固与维护社会风气的考量，视之为「邪教」，予以打压、查

　　禁、严办，但教势仍然难以被根除，往往芟而复生、绝地再起。

　　根据相关档案的记载，民间秘密宗教之所以广为一般民众接受与其提供的民俗医疗有密切关连。许多秘密教派的教首或师傅多半具有若干医疗知识与经验，他们经常穿梭往来于各城乡间替人医病疗伤，趁势传教。

　　归结秘密教派常用的医疗方式包括捉邪治病、茶叶疗伤、针灸按摩、坐功运气、念经诵咒、祈福静养等，有些教派甚至有其独待的医病方式，如红阳教擅于茶叶治病、八卦教娴于打坐运气、一炷香教专于跪香诵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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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医疗方式中，尤以诵经治病最为诸多教派师傅采行，此缘于当时各教派教首为了传播教义而撰有专属宝卷，种类与数量皆相当可观，在底层社会流通甚广，遂成为教派传教、为人治病的凭借。这类经卷内容浅显易懂，不似传统儒佛道教的经典义理精深，且其文句易于唱诵，题材具故事性，故颇能吸引平民百姓的听闻传诵。3由于各教派视经卷为神授信物，蕴含无限神力，故经常为信徒举办法会上供活动、诵念经文，藉此向神明祷祝、祈福消灾、希冀病愈。然而，究竟秘密教派

　　师傅如何对患者进行诵经疗法与对教派传播的影响则有待进一步的考察。本文主旨即是探讨民间秘密宗教的教首或师傅如何透过诵念经卷的方式为人治病，从中分析其能够诵经的知识背景、治病过程、患者求医缘由及其对教派传播的影响，并希冀以此个案研究，做为了解民间秘密宗教如何以民俗医疗方式吸引底层社会百姓入教的起点。

　　在资料的引用上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档案资料为素材，并佐以诸如方志、宝卷等相关史料以为相互印证。

　　二、宝卷与诵经活动

　　（一）宝卷的流传与种类

　　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向教徒宣教的专门典籍通称为宝卷，其记载了教首生平、创教历程以及该教教义、仪式、戒规等方面的内容，以俾于教徒对教派的认识以及做为念经修持的依据。然而，1庄吉发，〈清代民间宗教的源流及其社会功能〉，《大陆杂志》，第80卷第2期，1991年，页4—13。2有关秘密教派师傅的医疗背景，可参阅邱丽娟，《设教兴财：清乾嘉道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经费之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0年，页95-100。3高国藩，〈论民间宗教宝卷〉，《固原师专学报》（社科版），1996年2期，页3-5；车锡伦，〈中国宝卷的形成及其演唱形态〉，《敦煌研究》，2003年2期，页103-104。4对于清代祕密宗教发展的轨迹，可参考秦宝琦，〈清前期祕密社会简论〉，《清史研究》，1992年1期，页53—58。至于清廷查获秘密教派的案件数量，可参阅王信贵，《清代后期官方对民间祕密宗教之政策（1821―1911）》，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页29―30、70等数据整理。清代官方档案资料系以批评秘密教派为立场，然地方官员基于查办需求须奏报皇上，故对于教派活动情形有颇为详细的记载，乃至于教徒口供，可做为讨论秘密教派实情的主要参考资料。宝卷的形成并非因民间秘密宗教而起，其起源主要是由唐、五代变文以及讲经文而发展出来的通俗作品。最初的宝卷是佛教向世人说法的通俗经文或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世俗故事蓝本。僧侣藉由这类宝卷，宣扬因果轮回，以弘扬佛法。此外，宝卷形成过程中，还受到道教劝善书籍如《太上感应篇》、《功过格》等的影响，使其内容更能发挥警世教化的作用。宝卷的体裁与形式日后则被民间秘密宗教加以运用、倣效，以做为其宣传教义的经卷。大约自明代初叶开始，即出现了属于民间秘密宗教编制的宝卷，其代表作是于明宣德五年（1430）刊刻的《佛说皇极结果宝卷》7。早期民间秘密宗教的宝卷多以手抄本为主，明成化年间，官府在山西镇压王良、李銊起事时，即追查出88部官方认定为「妖书图本」的经卷。至明中叶以后，随着民间秘密宗教的蓬勃发展，各种教派林立并生，各教派的祖师为了传教起见纷纷撰写经卷，几乎可谓「每立一会，必刻一经」，因此经卷的名目繁多，四处流布。由于此时最先刊刻的经卷是无为教教首罗清所作的《五部六册》，该经卷第四、五部的名称为《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因皆带有「宝卷」的字样，所以其他后起教派编印的经卷亦纷纷倣效以「宝卷」命名，于是「宝卷」这一名词几乎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经卷专用的称谓了。

　　至于明代中末叶以后，民间秘密宗教之所以能够大量撰写刊行宝卷缘由，有部份原因系它们得到上层社会的经济援助有密切的关连。由于有些教派能够能得皇亲贵族的支持而得到靠山，有些教派则是得到太监的信奉，他们因而提供教派充分资金与印刷条件8。例如红阳教教首飘高祖师于万历年间进入京城之后，即竭尽所能地结交内廷太监，诸如御马监程公、内经厂石公、盔甲厂张公等人。红阳教透过内经厂石公的协助，使其经卷得以在内经厂刷印，故该教印造的经卷种类甚多，数量庞大，而其印刷装帧更是精美考究。这类由内经厂特制的经卷，不仅有黄色龙图锦缎封套，其内经文多为大字摺装本，墨色清晰，纸地厚实，并书写对皇朝、皇帝的赞颂文字，附有描绘行功入道情景或历史故事的版图，堪称宝卷中的精品

　　然则，如进一步探究明清时期秘密教派经卷能够广布民间，则与其内容浅显易懂，不似佛经义理高深奥妙有关，故较能为识字不多的下层社会群众接受。清代地方官员黄育楩对于这类经卷深恶痛绝，曾著书严厉批评，他评析前者内容粗鄙、未若后者语意精微，其论道：噫，邪经种种皆假充佛说，以惑愚民，而总以建立道场，上供诵经为要务。不知佛教有《金刚经》、《心经》、《愣严经》、《法华经》以及《大方广佛经》、《大般涅槃经》等不计其数。细玩语意，皆有精微道理，切实工夫。佛留此经欲使人知精微道理，以做切实工夫，并非专为建立道场计也。后世俗僧欲藉此为餬口之计，谬称建立道场上供诵经，以求忏悔，即能免罪消灾，增福延寿。邪教因此遂将佛经所言道理工夫，概置不顾，而惟藉建立道场，以为聚众传徒贪财贪色之计。其不念佛经者，以佛经语意深奥，人既不会听，己亦不会念，难以做人乐从也。其捏造邪经者，以邪经随便乱谈，其事既极怪异，其言又极粗鄙，方能引人入会也。其捏造邪经而假充佛说者，以愚民皆信佛，不暇辨其真伪，已愿拜为师徒也。

　　由于秘密教派经卷内容较佛经简易，可以做为不谙佛门哲理的平民百姓做为祈福消灾、礼佛拜忏活动的依据。再者，其文体多由韵文、散文相间组成，易于唱诵，且题材具故事性，更能吸引一般大众的听闻传诵。黄氏对此现象亦曾贬斥道：然则造邪经者系何等人？尝观民间演戏，有崑腔班戏，多用《清江引》、《驻云飞》、《黄莺儿》、《白莲词》等种种曲名，今邪经亦用此等曲名，按拍合版，便于歌唱，全与崑腔班戏文相似。又观梆子腔戏多用三字两句、四字一句，名为十字乱谈，今邪经亦三字两句，四字一句，重三覆四，杂乱无章，全与梆子腔戏相似。再查邪经白文，鄙陋不堪，恰似戏上发白之语，又似鼓儿词中之语，邪经中《哭五更曲》卷卷皆有，粗俗更甚，又以民间打拾不闲、打莲花乐者所唱之语…阅邪经之腔调，观邪经之人才，即知捏造邪经者，乃明末妖人，先会演戏，而后习教之人也。以演戏手段捏造邪经，甚至流毒后世，虽尽法惩治，而习染既深，急难挽救，深可恨也。

　　从黄氏的言论中，可以了解秘密教派经卷文句浅白、叙述生动，且易于朗朗上口，与传统戏曲腔调相类似，使民间百姓在听诵经卷过程中产生兴趣、共鸣，亦具有娱乐效果。然而，由于官方对民间秘密宗教的排斥、取缔，亦视宝卷为邪说、妖书，如嘉庆18年（1813），嘉庆皇帝谕言：「奸民唱为邪说，煽惑愚民，其经卷鄙俚不通，俗陋已极，不但诸子百家难相比拟，即佛经道籙，亦去此甚远。其年号皆前明之时，竟系彼时乱民所造。潜藏穷乡僻壤未能搜出焚毁，贻害至今」。13因此每当官方查获教案时，即将它们唸诵的宝卷予以没收、焚燬。如嘉庆年间清廷于直隶查获红阳教教案，搜出该教诵读的经卷39种14。道光年间黄育楩在河北巨鹿知

　　县和沧州知府任上，配合政令镇压邪教，他调查出其辖区经卷数量甚多情形：「再查沧州兴阳镇为明宗创教之地，羊儿庄、浮河铺皆与兴阳镇相连，尔时邪教最多，故造经亦最多。而窥其取义，不过多造一经即多立一会，以求决快其奸骗之心也」。15由于他积极查办教案，故先后从两地查获宝卷68种。如从清代前期官方查获宝卷的案件中，亦可得知民间秘密宗教诵习的宝卷书籍种类相当庞杂。除了自身编制的经卷外，亦包含有不少的佛经，同时各教派使用的经卷亦有共通或是互相流通的现象，如《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即有红阳教、清茶门教、白阳教、金丹门圆顿教、先天教、大乘教等教派诵习；《泰山东岳十王宝经》即有红阳教、大乘教等教派的诵习。容具有拯救、灵验作用。秘密教派认为教徒只要虔诚诵经，呼念众神名号，祈求法力无边的神祇慈悲援助，即能兑现祝祷的愿望。因此秘密教派经常举办做会上供、烧香念经、拜忏吃斋等活动，以达到祈福消灾、谢神还愿、发丧荐亡的目的。

　　这类诵经活动通常是由秘密教派教首或师傅号召教徒多人定期做会举行，如红阳教向来注重道场仪式、擅于斋醮祈祷，故该教宝卷内有许多提供斋醮坛场使用的经忏科仪，颇能吸引一般民众参与。如乾隆23年（1758）间，红阳教教徒桑文因觉家中不太平安，忆起其故祖父在世时常供佛念经，并无灾祲，所以遂召集10位信徒，倣照旧规每年5月16日、11月16日为红阳生故日期，各出小钱100文，上供念经，轮流做会，以祈保平安。19又如嘉庆、道光年间，红阳教教首周大与其教徒定期做会诵经，为当地村民祈福消灾，清廷大学士曹振镛即曾奏称：周大即周应骐，籍隶大兴，在东直门外薛店庄居住……该庄民人王二楼系红阳教会首，周大自幼随从习教入会，嗣王二楼于嘉庆二十三年间病故，周大即接充会首……该处有菩萨庙系道人谢八看管，每逢正月十四、五、六等日周大与戴云陇、甄士义、甄连、高才库、僧灯明同日在菩萨庙前殿念诵《源留经》，二月十九日念诵《菩萨送婴儿经》，五月十三、六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初八等日念诵《伏魔经》，均系为本庄人祈福消灾，所念经卷周大交给谢八收藏菩萨庙内。从上述奏言中，可知周大教内的诵经活动颇具制度化、且与当地佛寺僧侣互动良好，经常共同举辨做会活动。红阳教除了为村民举辨诵经祈福活动外，亦为病愈的村民念经还愿。如嘉庆年间，直隶束鹿县有一支由马杨氏所组织的红阳教，其成员以寡妇为主，平日教诵《伏魔经卷》。时有村民杨思陇之母房氏病愈，遂邀请马杨氏等人携带经像、木鱼等物，至其家中念经还愿。事实上，类似红阳教这种做会诵经组织在一般民间颇为常见，如嘉庆年间，直隶村民梁好礼承继其父的五郎会，号召村人参与诵经活动，以为人祈福消灾、酬神还愿，清廷大学士曹振镛即曾奏称：梁好礼籍隶安肃县……梁好礼故父梁畛生前与已故民人李秀等供奉弥勒佛，念《皇极卷》，因乡俗传闻弥勒佛系完县五郎村人，随起立五郎会名目，梁畛自充会首，并先后教给梁好直、李天旺念经……嗣梁畛于嘉庆十二年间病故，遗有佛像经卷，梁好礼即接充会首……梁好礼又转邀村人李祥、李均……张义、王起花先后入会……每年四月初八、六月初六、七月二十等日，村人敛钱搭棚，供奉神牌，延请梁好礼转邀梁好直等三人念诵《皇极经》，李祥在场帮打乐器，为阖村祈福消灾。嗣有村人俎麻子、俎洛安于收麦后，邀请梁好礼转邀梁好直等到家念经上供酬神。又有村人村民李自有、卢圣基、梁贵及其子梁六五等，俱因家有病人，先后到梁好礼家佛前许愿求签，病愈后仍至梁好礼家佛前上供还愿，邀请梁好直等念诵。

　　五郎会的诵经活动与村民生活十分贴近，举凡村民的祈福法会、榖物收成酬神、病愈上供还愿，皆由该会成员念诵《皇极经》以为人祷祝。此外，另有些诵经组织更提供念经送丧功能，

　　村民料理丧事。如道光年间，籍隶直隶大兴县人的红阳教徒李自荣，曾向同村人张二学念《泰山源留经卷》，日后则与若干信徒组成敬空会，为村民荐亡、祈福、还愿等。该会的诵经活动据清廷大学士曹振镛奏称：

　　道光元年间，李自荣因村人染患时疾，多有病故，并无僧道念经追荐，随商允田怀得、李成玉起立敬空会，醵钱制备神像、法器等物，念诵地藏燄口，并源流等经，为人荐亡，俱不索谢。并于每年正月十五、二月十九、四月初八、十月十五等日，在该村龙王庙内望空向故尼敬空礼拜，念诵经卷，为村人祈祷……李自荣又陆续邀允张红亮、李帼泰、郭成陇及伊子李名亮入会，教念经卷，并吹打法器，均无师徒名目，人皆称李自荣等为红阳道人。本年正月十五日有河津营村人杨四因病愈还愿，允同村庙内道士李玉邀李自荣等至庙念经。23

　　综而言之，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经卷以文句浅显、叙述生动、易于唱诵等特点吸引广大民间百姓听闻念诵，故其种类与数量皆十分可观。这类经卷系诸多秘密教派举办宗教活动与劝善修持的依据，故其经常以做会念经方式为人祈福消灾、许愿酬神、发丧荐亡等，藉此吸引许多民众参与教派活动，以俾于教势的扩展。

　　三、宝卷对诵经疗效的记载

　　民间秘密宗教诵经活动旨在为人祈福消灾，故对于经卷的神力甚为敬重，深信透过虔诚诵经，可召唤神明解除病痛，并强化教徒诵经治病的信念，藉此引人入教。如大乘教师傅马行情系江西赣县人，他于嘉庆22年（1817）以入教念经能够祈福延寿的说词，劝诱兴国县人王上材拜其为师。马行情传授的教法有十二步，其中的第二步名为「大神」，可以保佑疾病痊愈。

　　又如道光14年（1834），湖南衡阳县民众谭如南、何贤湖因因患病延请大乘教师傅刘偕相诊视，刘民遂以茹素念经可却病消灾的说词，收谭、何二人为徒，并为其取法名，传授《慈航普度报恩经》、《达摩问答》等经语。事实上，不仅秘密教派于认为诵念经卷具有治病功能，此功能亦可见诸于各类宗教派别，即系透过念经、祷祝方式，使患者产生「愿力」，具有身心安顿的功效，而得以医愈其病症。如一手创立太平国的洪秀全相传曾经为人宣卷治病，据《盾鼻随闻录》载：「（洪秀全）以宣卷治病度日……（道光）二十五年投入会教，适洪德元病疫死，遂冒其姓代为教首，在桂林、平乐等处，仍以诵咒治病为名，村民疾病，往往得愈哄动一时」。此外，佛教经卷中提及诵经可免病痛的内容，讽诵经卷是寺院出家人的常课，也是一种修持法门，认为诵经具有「不可思议」的效果，可产生神秘的感应，即在神圣仪式操作中展现语言的感染力量，而能治愈疾病。29如《法华经》〈安乐行品〉云：「读是经者，常无忧恼，又无病痛」敦煌写卷「患文」云：「以此功德，念诵福因，先用庄严患者即体，惟愿四百四病，藉此云消……身病心病，即日消除」等。31因此当民众患有疾病，亦会唸诵佛经求助，如嘉庆21年（1816），直隶总督方受畴曾奏称：「因婴添诚所住村庄邻近武邑县属北石村，该村有宝山寺一座，俗名大寺，住寺僧人大通，向系安份焚修。附近村民有幼年多病者，即在大寺寄名为僧，认大通为师，以冀易于长养，并非邪教……（嘉庆）十七年间，郝太来因母病医治未痊，在大寺上供许愿，拜《大悲忏》三年，每年系九十月内请僧人大通至家念经，三日所念俱系《观音金刚经》」。

　　至于道教方面亦认为「诵经」有多重功能，既可表明信徒对于道教神灵的虔敬之心，以及奉行道教戒律和真义之意，从而希望召唤灵以解疾治病。

　　特别是信徒如能虔心诵读道经多遍，更可以愈病，发挥「心开神朗」、「却邪除妖」、「真精入体」作用，尤其是该教灵宝派更十分强调奉诵《灵宝经》的医疗养生价值与效果。、

　　道经如《太上黄庭内景玉经．上清章》即云诵经功效：「咏之万遍升三天，千灾以消百病痊」。

　　另在《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更具体阐述诵经多次的神奇疗效，其书云：

　　元始天尊悬坐空浮五色狮子之上，说经一遍，诸天大圣同时称善，是一国男女聋病耳皆开听；说经二遍，盲者目明；说经三遍，喑者能言；说经四遍，跛痾积逮皆能起行；说经五遍，久病痼疾一时复形；说经六遍，发白返黑，齿落更生；说经七遍，老者返壮，少者皆强；说经八遍，妇人怀妊，鸟兽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说经九遍，地藏发泄，金玉露；说经十遍，枯骨更生，皆起成。是时一国是男是女莫不倾心，皆受护度，咸得长生。

　　在民间秘密宗教经卷中亦有如同上述道经所云，开示信徒必须虔诚诵经，则可解除病痛，消灾获福。如红阳教向以经卷数量众多著称，其间即有多部经卷提及诵经治病的内容，兹试举数例说明之：

　　《弘阳教佛说镇宅龙虎妙经》中即宣称：「当人有财得难，胃管不通，饮食不进，性命难存，命请师长、弘阳道人，如慈早赴坛中，焚香请祖，禀告真空。三铖祖母发大慈悲，飘高老祖显化金身，降至坛内，救度众生，拔苦救难，病好离身」。《销释混元无上普化慈悲真经》：「善有善男子、善女人，诚心转念，念念不空，求佛礼忏，解削冤根，修斋设醮，祖母遥闻，上供献茶，供佛及僧，香花净土，三界同闻，稽首上请，三世诸佛……慈悲普照，救度群蒙，削除重罪，解冤业根，瘟□不染，拔去愆龙，四时无病，八节康宁、

　　见世安乐，过去纵横，皆大欢喜」。

　　《销释混元红阳随堂经咒》云：「倚托圣祖所靠真空，消除灾障赦罪名。哀怜摄授护祜儿孙，疾病凶祸化无踪。恶事消散吉星临门，增福延寿保安宁……三皇圣祖十代真人，救济男女万病根。满空圣众一切诸神，依咒持诵万灵神。解厄救苦保命护身，愿求弟子出苦轮。罪业消除灾难离身，证果朝元赴天宫」。

　　《销释混元弘阳明心中华宝忏》：「是时混元老祖度人悲愍，广大誓愿弘深，讲谈宗教洞演灵音……围绕周遭各生欢喜，咸听妙法，是时祖师定观光，现诸真来，迎端整佛，相谈演龙章法，演说一遍，诸真合掌；演法二遍，聋听人语；演法三遍，哑者能言；演法四遍，跛者能行；演法五遍，发白反黑；演法六遍，大病即安；演法七遍，老壮即强；演法八遍，妊妇双全；演法九遍，牢狱免坐，即蒙解脱；演法十遍，地狱饿鬼即得往生。是时一切众生，莫不倾心赞扬无上妙法」。

　　总之，红阳教中人士相信透过做会诵经，呼念诸佛、菩萨和老祖的名号，祈求神明施展法力护佑其身体，即可治愈疾病，因此该教向来对于法会活动极为重视。《销释混元弘阳明心宝忏．中卷》提及做会念经可以除灾获福，获得治疗疾病的福报：

　　若有善男信女，早晚虔心启建弘阳圣会，或一日、二日、三日，命请弘阳道众讲演五部尊经，礼拜明心宝忏，解释千愆，蠲除灾难，福降祸散，百祥来臻，寿命延长，免诸瘟疫，形神俱

　　妙，与圣合真……若有善男信女，修奉弘阳圣会，称扬诸祖名号，度脱九玄七祖，证圣成真，安然自在，若帝主官僚人民居士长者，有诸灾难、疾病缠身，建启弘阳道场，燃灯烧香，虔诚礼拜，归依弘阳，所有恒沙罪业实时消除，皆得解脱。相对于民间秘密教派经卷强调诵经可治病消灾的说法，清代官员黄育楩则大力驳斥，如他批判《销释混元弘阳明心中华宝忏》所述诵经多的神效：「犹谓一说法而诸祖皆至，一演法而聋能听，瞽能视，哑能言，跛能行，病即愈，老即强，即使真正佛祖说法演法，未必如此灵应，况以罪大恶极天所必诛之人，谓说法演法而灵应如此，无是理也。」

　　对于《明心宝忏》所述做会消灾的内容则批评曰：邪教有《混元红（弘）阳明心宝忏》上中下三卷，总言苦海众生三毒孽深，十恶障重，死后打入地狱受尽苦难，永无出期。若请红阳道众启建红阳道场，或一日二日三七日，礼拜《红（弘）阳明心宝忏》，即福降祸散，百祥来臻，归依世间大慈悲佛……彼世之诵佛经以求忏悔者，免罪与否本无可稽，又况邪经妖妄悖谬，全无情理。即如此忏三卷中，每卷念佛号三遍，每遍有佛号数十，其实皆虚捏，并无此佛。虚捏之佛岂能保佑，伪而愈伪又将谁欺？今飘高谓启建道场止一二三日，即能消灾免罪如此之速者，实欲诱世间愚民使之皆入教，常做会，以快其聚众敛钱之心也。句句哄人，不可信也。

　　然而，尽管黄氏对于秘密教派经卷内容严厉批判，却无损一般民间人士对于秘密教派诵经祈福疗效的期待，不断参与其宗教活动。如以长生教为例，其创教教首汪普善曾遗有《天生宝忏》，声称念诵此经忏可以延年，因此当教徒患病时，往往聚集教中人士共同念诵经卷，以祈病愈。

　　乾隆年间，江苏地方官永德曾奏称长生教徒聚集念经拜忏情形：

　　又嘉兴县查获奉教之王怀德等，缘王怀德之兄王明怀在日多病，吃素念经，与同村人金叙壬、杨叙良即在明怀家内共起念佛会，名为长生斋，未经另设斋堂。每逢正月初一、三月初三、九月初九，同金叙壬、杨叙良………拜诵《心经》等经，亦各出钱米以为香烛饭食之费。二十六年王明怀病故停止。至三十二年间，王怀德患病，金叙壬复言吃素拜佛，可以却病延年，王怀德即续伊兄长生教忏会，其随同拜佛者，仍系金叙壬等十人，又有伊戚徐方恒、徐世龙亦来随同礼拜，此嘉兴县王怀德等在家私拜忏会之原委也。

　　从此奏言中，可以反映民众患病时会诉诸于宗教力量来治疗，因此当长生教教徒王明怀、王怀德兄弟二人在患病时，皆是相信诵念《心经》的效力，希冀透过吃斋念经、邀集众人举行忏会方式以祈求病愈，说明民众对于诵经疗法仍是相当信服的。

　　总之，民间百姓对于秘密教派经卷的治病疗效颇为信服，无论是出自于经卷的告示或是教中师傅宣场。因此，当他们患有疾病时，即求助于教派师傅，遵照经卷开示，集众做会，虔心诵经多遍，以期神明法力降临，解除病痛，获得福祉。

清代民间秘密宗教的诵经疗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