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刻版符有灵性吗

　　符法艺术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扎根华夏民族的精神土壤之中，具有无比深厚的群众基础。符者，信也，符合也，含相信、相合之意。符号演变为“符瑞”、“符应”，作为吉祥征兆的代称，深受百姓崇信，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历史最悠久，流传最广泛的民间民俗艺术。这种民俗艺术，最早是以“桃符”形式表现出来的。

　　华夏先民对桃树有着一种特殊的信仰，尊紫红色的桃木为圣木，相信紫红色的桃木可以避邪。古代神话传说谓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其下有二神，名神荼、郁垒，能食百鬼。故农历春节，民间习以桃木板画二神（符）于其上，悬于门户，以驱鬼辟邪。据《山海经》记载：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上有二神，统领众鬼。黄帝据此立桃梗以当门户，驱鬼辟邪。《庄子》对桃枝的辟邪作用写道：“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桃梗、桃枝是桃符的最初形态，后来发展为桃板、桃杖、桃人。《玉烛宝典》引《典术》说：桃是“五行之精”，可以厌伏邪气制百鬼，所以作“桃板”著于户。桃木板本身有辟邪的作用，可以在上面画“神荼”、“郁垒”二神的符号和画像，还可写上祈福禳灾的文字，从而大大提高了桃符的艺术品格。

　　桃符在周代已很盛行。《周礼•夏官》说，诸侯盟会割牛耳取血，要用桃茢为镇物。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在一次取藏冰的除灾仪式上，就用了桃木做的桃杖。秦汉时，在桃木板上画符，象征吉庆，驱鬼避邪的风俗，更为普遍，并受朝庭倡导。据正史记载，汉代朝廷为规范“桃人”“桃符”的制作，对颜色和尺寸都做出了具体规定。逢年过节，更新桃符，成为一种时尚。《风俗通》有“岁首立桃符于门，画二鬼以辟万鬼”的记载。汉王充《论衡•订鬼》引《山海经》：“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桃符在汉代已成为宫廷内一种不可或缺的礼仪，每年腊日前一日逐疫毕，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苇戟桃杖”之礼(《后汉书吼仪志》)。由此可知汉代腊日的前夜已流行在门旁立桃梗(人)的风俗。民间的桃符也很讲究，有统一的规格。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用桃木板做成的桃符，长六寸，宽三寸。至迟从汉代起，桃符已不是简单的桃木板画上符号，而且混以文字，从而丰富了桃符的内容，正如《淮南子•诠言》许慎注所说：“鬼畏桃，今人以桃梗径寸许，长七八寸，中分之，书祈福禳灾之辞。”至迟到唐末，出现了“桃符”一词，韩鄂《四时纂要》明确指出：“仙木即今之桃符。桃符最初书写二神的名字或描绘图像，后来演变为书写吉祥语，进而发展成为对偶的诗句。

　　南北朝时，由于绘画艺术的发展，在挂桃符的同时，增加了门神。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至五代以后，渐代之以用纸书写的春联及刻印门神像。宋张唐英的《蜀梼(táo)杌(wǜ)》记载，五代末宋初蜀主孟昶(chǎng)降宋前一年(乾德三年)的除日，因翰林学士幸寅逊在寝门的桃板上题字不如意，于是亲自题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果然新年降宋，吕余庆为成都知府，而长春是宋太祖诞生的嘉号，应了孟昶所题，成为亡蜀先兆。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一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还说“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题‘元享利贞’四字”。除了以往桃板、桃符主要用于辟恶外，可在上面写迎春纳福的吉利祝词。这样一来，桃符的性质虽然发生了变化，但符瑞、灵验之信却有增无减。

　　宋代桃符习俗久盛不衰。据宋陈元靓《皇朝岁时杂记》卷五：“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王安石《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代桃符的迎春纳福性质更加明显，北宋《岁时杂记》说：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为之，除了画图像外，“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在长方形桃板上书写春词和祝福语已是桃符的一种类型。南宋高宗时修《嘉泰会稽志》卷一三也说“桃牌书左神荼、右郁垒，亦或书他语，门左右设之”。方回《乙未岁除》诗也说：“诸公富贵新桃版，我是春前旧土牛。”版，同板，即桃板，又叫桃牌、春牌。南宋时代的《梦粱录》还有市场上还卖“迎春牌儿”和除夕“贴春牌”的记载。“春牌”是迎春桃牌之意，是一种新型的桃符。

　　桃木板所制春牌，到了明代一般成为纸制，且名为“春帖”。制作材料的改变，使春帖脱离了桃符旧制，成为独立于桃符以外的一种饰品。嘉靖福建《汀州府志》记载了桃符后，接着写到：“春帖：大夫之家俱用五色笺书联句，以贴于门或厅堂柱间，虽工贾亦买而贴之，以见除旧布新之意。”春帖又有“春对”、“春联”、“门联”等名称。其中“春联”一词，成为清代的流行用语，一直沿用到今天。春联的内容，据《清嘉录》所载，“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及家声、世泽等语为门联。咸集《葩经》吉语、唐宋人诗句为楹贴”。春联起源于桃符，所以，清代《燕京时岁记》说：“春联者，即桃符也。”

　　桃符民俗不仅在汉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少数民族中也得到普遍流传，土家族、彝族、苗族都有挂桃符和贴春联的习俗。相传汉代王昭君出塞和亲，带有七十二道神符，流播于匈奴民间，后来形成了蒙古放的文字符号。据说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藏域，也带去了汉唐广为流传的神符。桃符还、流传到海外，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可找到它的踪迹。如日本阴阳道即善用禹符步罡踏斗。

　　道教对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原始符号在文字产生之前，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承担着人人交流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是人神交流的工具。随着文字、图画的产生，相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组成更加完美的符图。当文字从符号中分离出去，成为社会交流的工具之后，原始符号继续承担着人神交流的任务，由原始宗教和早期道团组织继承下来，逐渐发展成为内容丰富，品类繁多的符籙，即道符。

　　东汉末年，张陵在蜀中创立并传播天师正一道，融合黄老道符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巫书，“造作符书”，以符咒为其养生修炼、斋醮科仪、传承道脉的重要法术，从而开创了符法艺术的新纪元。自张陵创教起，道教符籙派肇始，至隋唐800余年，先后形成天师、上清、灵宝三大教派；入宋，道教符籙之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汉唐三大道派的基础上，衍生出北帝、神霄、清微、东华、天心、太一、净明等新的符籙宗派。宋元时期的道教符籙派著述丰富，学说成熟，兴盛空前，道教符籙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明清之际，诸宗暂归同一，大多融入正一派中。从东汉至清代，绵延1800余年，道教符籙派代代相承，起到了延续道脉、普及道理、沟通道教与社会联系的重要作用。符籙是道教的重要法术，往往与咒禁并用，成为道教弘法济世的重要手段，无论炼养修持，还是科仪斋醮，都离不开它，因而有“无符无籙不成道”之说。符籙的广泛使用，并经过道学理论家的整理，形成了完整的道符体系，称其为“三元八会”、“六十四种书”。在符籙体系中，以字符和符图最常见，数量最多。道教字符包括天书、神书、地书、内书、外书、鬼书、中夏书、戎夷书等8类；道教符图包括天象符图、地象符图、人像符图等。道教经典分为十二部，第一本文，第二神符，两者都与符籙有关。在道教浩翰文献中，到处都可见到符籙的影子。由原始符号发展而来的道教符籙，艺术品质不断升华，门类不断丰富
道法理论 道家阴符派谈道家刻版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