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佛经真伪方法

　　关於佛经的真伪问题，常会被人问及。世人多以为受道教影响的，即是伪经，不受影响的为真经；有梵本的为真，无梵本的为伪；印度僧徒所写的为真，汉地佛徒所写的为伪。但这些判经方式，毕竟不能无争；今析述於下：

　　一、据书籍真伪的定义言——本人亲自撰写为真，此外为假

　　世人所谓的真伪，从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民．梁启超《古书真为及其年代》、民．张心澄《伪书通考》等人所说的真伪来说，书籍的真伪，其定义乃是指该书是否为他本人所亲手写成的而言。然而有的虽是本人所写，但成书既久，经历朝代既长，便难免有後人增补删定的现象，如此则真中有伪；而有的虽非本人所写，系後人伪托，如汉代以黄帝名义写成的书籍甚多，皆是此类，但此类书中，有的为了取信读者，因而也有不少辑引所托者的言论文字等，如伪古文《尚书》中，即保存不少史料，此类书中，则常是伪中有真。此是世俗典籍中所言的真伪；而佛经的真伪，虽也该由此来做定义，但事实上，则较上述复杂。

　　我们如以本人亲自所写这种尺度来衡量佛经的话，那麼佛经便无一本是真经了，佛经都标明「如是我闻」，说明了所述的内容是听来的，既是听来而非手写，便不能说是其人所作。再者，如把标准放松，说亲自听到本人所说，也可以算真，那麼佛经里，便只有距释迦死後最近，第一次集结的极少数小乘经典为真，其馀皆伪；尤其距释迦死後甚久，迟至西元一世纪以後才形成的大乘经典，和形成於八世纪的密教经典，都不能算真经。彼时去佛已久远，而却依然称「如是我闻」；这种情形，就像西汉末、东汉初的人写谶纬书，而依然假托说是孔子所说一样，不能视为孔子真有此说。孔子的年代和释迦相近，东汉初即西元一世纪；两相类推，自然知佛教大乘显密两教的经典，都不能视为真经。

　　但後起的经，未必比先期的差；汉地撰的经，未必不如印土撰的经；印度所撰的经，年代也未必全早於汉佛徒的撰经。再论述於下：

　　二、世人以为：印度人写的为真，中土僧侣写的为伪

　　佛经既非释迦所作，而大乘经典又是中土东汉时代兴起於印度的思想，已无真伪的问题可言，但世人常把由印度传来，有梵本为据，由此翻译来的佛经视为真；中土学高识远的僧徒所作，即为伪；这种心态，实是媚外自弃之说。印度人写佛经常随时代的变易而有改变；甚且杂糅外道思想名相以入经，甚至把印度的文学作品加上佛说也变成了佛的本生经，如印度古诗《摩罗衍那》叙述一太子，被後母逐出国，与妻住於林中，後来妻被劫走，由猴王救出的故事；在吴．康僧会《六度集经》及《杂宝经》中分为两部分来叙述；再者，不仅印度文学、外道说等引入佛经，更有甚者，连中土的名相习俗及道教术仪等也常见诸佛经，如本文前面所举者是。这些杂糅中土名相的地方，也许是印度僧人来华传教时本身所增入，而有的则是印度本土即已受中土影响。

　　纵使没有上述这些缺失，印度人佛经方面的创作，原也未必能胜过中土，如中土僧人所撰的《大乘起信论》，影响唐代佛教各派甚深，此书甚且被玄奘译为梵文；而藏川的《佛说十王经》则使十王地狱说（注10），成为中土各教的代表地狱。慧能的中国禅，更远甚於达摩来华所传的印度禅。且禅分印度禅和中国禅，虽有先後之别，却没有人去为真伪而争执，也没有人因中国禅是中国人所伪，而看轻它不去学它。再说，印度人的地狱说依旧保存在佛经中，但却敌不过藏川的地狱十王说；如此都说明了汉地撰经，未必不如印度所撰。

　　三、梵本非梵本的问题

　　汉文书籍向来有版本问题，同样一本书，有敦煌出土六朝及唐的抄本、有宋刻、元刻、明刻、清刻、甚至民国後的排印本。佛经也一样，用梵字写的，也应有抄经年代及版本的问题，不能一见梵文写本，就像溺海者见大木一样欣喜欲狂。必须先要去探讨此梵本的抄写年代，是抄於西元第几世纪，是十世纪？八世纪？或是更早；且须究明此抄本跟原撰的佛典是否已有增删，再进而更须探讨原撰此经的成书年代，及其流传情形，如此方能还其本来面貌。

　　四、先伪後伪的问题

　　有人认为汉人所撰为後，印人撰经在先；先撰为真，後撰为伪。其实这又是不实之言。《大乘起信论》、藏川两种《十王经》等等，其撰写年代，都不一定是晚於唐宋人所译的佛教典籍。《大正新脩大藏经》第18册至第21册，收录不少唐及以後印人来华所译的佛经，这些佛经其撰写年代都未必早於《起信论》与《十王经》；大量的密教经典，更是出现在此两经之後。因而以撰成年代的先後，来论优劣及真假，便是幻中增幻，伪中说伪。

　　五、详本略本的问题

　　中土佛徒常会把性质相同的一本经，卷数少的称为略本，卷数多的称为详本。并且认为两者是同时并存，皆出自佛说，略本是详本之节录，不是先後产生，只是传入中土先後有别而已。

　　其实，这种说法也未必正确，证之以书籍的发展过程，同一本经，往往是先简而後繁，并且常随著时代的不同，而续有增删；因而详本、略本，并不是同时呈现的。佛经中如唐．不空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原仅三卷；至宋．施护译《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时，则扩增为三十卷；而汉代失名译《佛说安宅神咒经》，与隋．闍那崛多译《东方最胜灯王陀罗尼经》相较，後者文字转多；又如，唐．菩提流支译《佛说阿弥陀佛根本秘密神咒经》较诸姚秦．鸠摩罗什译《佛说阿弥陀经》多出了许多咒语和经文；梁．失名译《佛说摩利支天陀罗尼咒经》、唐．不空译《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不空译《佛说摩利支天经》皆是一卷本，但到了宋．天息灾译《佛说大摩里支菩萨经》，则扩增为七卷本。

　　佛教如此，道经也是如此，如《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晋世初起，原为一卷本，後来迅速扩增为六十一卷；不仅宗教如此，儒学者的论著如《玉篇》、如《事物纪原》，现存卷次，都较旧书目著录者为多。当然，书籍自成书後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原来卷数繁多，经後人删减而反少，甚或部分篇卷佚失的现象；但都可以都说明详本、略本并不是同时并存，而是书籍经历多时的演变过程。据此，世人常把较原始的本子称为略本，後起的本子称为详本，认为同时并存，皆出自佛说；则反而是昧於对书籍流变的认知了。

　　中国的道教及思想习俗，不仅影响了汉地的佛教，使它产生本土化，同时也曾影响了印度本土；佛教密宗，便是中土道教和印度佛教相融会的产品。印地兔子成道和月兔的结合、印度密教的五佛五色五方配置法及中土《大乘起信论》的梵译，都足以说明印度本土确曾受中国道教及思想的影响，那麼汉地的佛教受到影响，便更不在话下了。

　　至於佛经的真伪，如以亲自撰写为真，则佛经皆以「如是我闻」起始，便无真经；如听来的也可以视为真经，则第一次集结，距释迦最近的为真，其馀的大部分小乘经典，和起於西元一世纪的大乘、起於西元八世纪的密宗，都应视为伪典。

　　但後起的经，未必比先期的差；汉地撰的经，未必不如印土撰的经；相反的常有後出转精之作，且中土佛徒所撰者，能以中土思想弥补印度之不足，常有独到之处，因而中土佛徒所撰的经典，有许多不论在年代先後及哲理上，都远胜过印度佛典，如《大乘起信论》的撰作年代，即比大多数的密教典籍早，在哲理上也远比小乘的一阐提不能成佛来的圆融。汉地佛徒所撰的《大乘起信论》奠定了隋唐中国佛教的大乘宗派；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再者，重体悟力行的中国禅未必不如重戒重定的印度禅；而藏川的《十王经》，使十王地狱成为中土人民各教的共同信仰，影响至大，更远胜印度的阎王地狱说。因而佛经只有好坏深浅，而无须争论真伪梵汉。也因此，世人固不必争执於真伪梵汉；而学者与其去研究佛经的真伪，则反而不如去研究该经的撰作年代及其沿承与影响，较能有所助益。

　　(注1)印度星占及历法，早期承自巴比伦，後来亚历山大大帝统治印度後，又引入新增入之星占之说。有关印度历法，请参阅Derek&JuliaParker著《THECOMPLEATASTROLOGER》徐淑贞译《星象大观》及林耕群译《巴比伦占星学》。

　　(注2)印度将一月分黑白月，说见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2、唐．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隋．那连提耶估译《大方等大集经》卷42〈日藏分中星宿品〉。

　　(注3)佛经中也有供养佛及高僧之说，如西晋．白法祖译《佛般泥洹经》卷上述雨舍供养佛及僧众事。但以为用这种方式可以消灾、祈福、荐拔等，则应是受道教「饭贤」思想影响，甚且上述白法祖译《佛般泥洹经》中，所述供养事不涉消灾荐拔等，知为印度旧俗，与中土无涉，但却有「饭食贤善道人」之语，仍有沿承道教「饭贤」名相之嫌。

　　(注4)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3卷第二章第八节云：「《大乘起信论》……是对隋唐佛教影响最大的一部论著。它的哲学思想代表了此後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并成为各个宗派互相融会的理论基础。」劳思光《中国哲学史》第2卷第三章页306云：「日後中国三宗（天台、华严、禅宗）之教义，皆在基本立场上与此论相近。若此论确为中国佛徒所造，则可说是中国三宗之先声；若此论出自印度，则应作为摄论流传後之作品看。盖其思想实是收法性、法相诸观念於一『真常心』中，断非早期作品。」

　　(注5)近世学者，如日本的松本文三郎、望月信亭、村上专精及本国梁启超等人，都撰有专文，从学理演进上及从文献及真谛等人行迹上，考证《大乘起信论》不出於印度，而是中土佛徒所撰又以《起信》一论，文出马鸣，彼土诸僧思承其本，奘乃译唐为梵，通布五天。斯则法化之缘，东西互举。

　　(注6)屈原生卒年，有数种异说，此采近人姜亮夫《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之说，。注7)见日人藤田丰八《中国神话考》。

　　(注8)慧琳著书年代，见载於《一切经音义》书前所附处士顾齐之〈新收一切藏经音义序〉，该序写於开成五年(四元840年)。

　　(注9)密宗酝酿於西元七世纪，兴起於西元八世纪唐玄宗朝。密教的典籍大都是八世纪及以後的产品，其中五佛、五色、五方等相配和中土五行说相近，应是密教受中土影响，而不是中土受密教经典如《大日经》等影响。

　　(注10)《十王经》今所见者有两种，一为《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一为《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皆题为唐四川沙门藏川述；笔者曾据文献考定此二书即为藏川所撰，藏川应为唐初人；详细论述，请见笔者所著《敦煌俗文学论丛》商务书局出版、《道佛十王经》新文丰出版社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