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胎于星象天文的七政四余星命学
　　
　　个人的人生命运。占星术是用
　　
　　中国古代星象天文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到唐代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质变：星象天文学在此之前，一直是单纯的占星术，而在唐代则与算命术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星象学：星命术，即用星象与生辰八字及干支神煞等因素相结合，来分析判断一个人的人生命运。占星术是用来预测国家社会或自然界的灾异变化的学说和技术，它不针对某一个人，而星命术则与之完全不同，它不关心国家、社会、自然等非个人的事务，而只求认识一个具体人物的未来的命运。两者不仅在对象上完全不同，而且在预测时间上也有较大差异。占星术一般只预测最近的将来的事变，最多也仅涉及几年之后的事变，极个别情况下才预测几十年后的结果。而星命术则是预测一个人的全部生涯的事务，一般都要预测一个人从生到死期间的各种命运。由于星命术的问世，所以我们说星象学至此发生了质变，有了新的突破。至此，中国古代星象天文学的两大组成部分便全部形成，使星象学的发展达到了顶点。
　　
　　到了唐代，占星术已发展得空前繁杂详备，可以说已经到了无所不至其极的程度。其集中表现为占星巨著《开元占经》的问世。但是，盛极则衰，事物的发展无不如此，占星术也不例外。占星术在《开元占经》的集大成之后，实际已与社会现实脱离了以往那种紧密的关系，而不再受到社会和学者的注意，其社会作用及对思想学术的影响，绝对比不上汉代星象学及其著作，这表明占星术已经走向衰落，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其地位逐渐让给了新兴的星命术。
　　
　　星象学的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的重大变化：神学天命观的中心已从国家朝廷移向了个人和个体家庭。随着封建制度的成熟和巩固，天命观的占星术对它的维护巩固以及有限的监督作用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故其走向衰落也是势所必然。取而代之的是对如何控制个人以及个体家庭的关心，星命术正是为此任务服务的有效工具之一。它利用普通人对自己命运变化莫测的好奇和关心，而用一套神秘而复杂的学说和技术满足之，使之将自己的命运放在星象以及神煞等外物的身上，而放弃自身的努力，这肯定是有利于封建制度的稳定和巩固的。星命术其思想的深入人心，使芸芸众生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生出一种自我控制的力量，这对于社会控制是十分有效的。作为文化的现象之一，星命术能在近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世俗社会，并起到一种宗教替代物的作用，而且是以一种自然的和风俗的方式存在着，这表明它是适应了一般民众的心理需要和知识水平的文化，故不须外力灌输而自有其感染力和生命力。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任何事物只要能自生自灭地存在于历史过程中，都表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这个“理”不一定合乎真理。
　　
　　笼统讲星命术的起源是在唐代，但具体说起来其产生的时间就不得其详。虽然没有可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料，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有关的资料间接地推测其产生的时间及其发明之人。　　我们知道，星命术的基础之一是八字算命，而八字算命不会早于韩愈的时代，这是肯定无疑的。与韩愈同时的李虚中，是八字算命的始祖，但在他那里，还只是用六字即年月日的干支算命，而非用年月日时的干支(八字)算命。这在韩愈为李虚中所做的《墓志铭》中讲得明明白白，由此可证唐开元天宝年间，八字算命尚未正式形成，则星命之术也必不会在此之前：但从另一方面看，星命之术又不会晚于此时。证据是，韩愈的《三星行》及杜牧的自作墓志铭中，都用了星命之法，来议论自己的命运情况。可知韩愈和杜牧时已有了星命之术。二人的卒年分别为公元824年和852年，这是一个下限。
　　
　　再从另一方面考虑，任何一事物之产生决非在一个早上完成，星命术亦是如此。例如，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已谈到过以星位谈禄命之事。当然王充所谈与后世之星命术并不相同，但至少说明把星象与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思路产生甚早。这也可说是后世星命术的前身或源头。可以想象，经汉至唐的发展过程，星命术才最终得以形成。根据资料，在韩，李之前无以生辰干支配合星象推命者，至韩、李之时始有明文记载。尽管李虚中的推命术仅用六字，但已基本具备了后世八字推命的构架和方法理论，所以韩愈极为赞赏，后世八字推命家尊之为始祖。在这个时候，星象学与六字推命术相结合，也是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之事。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先简单疏略而逐步走向复杂细密的，星命术也不例外。可以这样说，韩、李时期的星命术尚是其初期阶段，故仅用六字推命。此外，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奇人被后世的星命家们推为祖师，这就是唐玄宗时的张果，后人把他列为八仙之一，又称张果老。
　　
　　张果的星命术以《果憕问答》的形式留传下来。果即张果，憕指李憕。张果传其学于李憕，故后世星命家都奉张果为鼻祖。星命术自唐问世以来，历经宋元明清，经长期发展，庄内容和方法上变得日益复杂繁琐，成为一门神秘而难学的学问和技术。因此历代以来真正精通其学术的专家极为少见，而不象占星术那样往往众多专家出现。从唐至清，星命术的专家只有张果、元代郑希诚、辽的耶律纯、明代的万民英、杜全数人而已。许多号称星命之术的高手大师，实际往往只是八字推命而不懂星命之术，当然也有许多江湖术士道听途说点星命之法，便虚张声势，欺世盗名。对这些人，真正的星命专家是十分鄙薄的。我们今天追溯星命术的历史，对此亦吐分清楚，不可鱼目混珠，混为一谈。
　　
　　另外还要提到，在中国古代星象学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也先后吸收和融合了外来文化系统的星象学内容。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的星象学就已经译介到中国来了。但在当时，中国星象学与佛教星象学并未互相沟通融合。比如在《隋书·经籍志》中就有《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婆罗门天文》3种佛教星象著作，这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同时带来的附属物之一。
　　
　　到了唐代，随着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深入和融变，已与中同文化有了相当程度的交融，在星象学领域也是如此。比如：著名的；中国占星学巨著《开元占经》便是由祖孙4代在中国皇家天文机构任职的印度人瞿昙悉达写成的，这本身就是中印星象学交融的一个有力象征。另外，瞿昙悉达又将印度的《九执历》翻译并录入《开元占经》卷一〇四，这又是双方融合的一个证据。
　　
　　到明代，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西方文化也开始有限地被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有限的介绍之中，竟然也有星象学在内，实在令人深思。其突出表现为穆尼阁所作的《天步真原·人命部》，其中详细介绍了当时西方星命术的具体方法和内容：但中国星命术并未完全吸收西方的方法，而仅是有选择地选用了黄道十二宫的布局方式，使之与中国固有的十二次及十二宫配合起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