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热爱传统文化的人都会利用节假日，去山中的寺庙、道观，或者参加一些国学方面的集训活动，脱略世事，静坐、静修，以此来体验传统文化，修习传统文化。这可以说是国学或者传统文化复兴的表征，很值得庆贺。不过，如果以为只有去山中静坐或参加国学营等才能修习传统文化，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修道”，“修道”固然可以在静中体悟，但更注重在事上磨练。若静中所悟之道不能在事上发用，一触着世事便颠三倒四，更非修道的真义。

　　对此，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有深刻的认识，他说：“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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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明先生之所以这样强调，是与他的教学体验密切相关的。

　　明武宗正德元年，王阳明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历经此番磨难之后，王阳明终于在贵州龙场悟道。这有如人经历了一场重病，元气大伤，刚刚得以复苏，病情开始好转，生命中出现一道曙光。因此他在教学上主张“默坐澄心”，通过静坐的方式来珍摄保养，让学者从纷繁复杂的事务中反身内省，从而达到涵养本心的功效。但没想到学者因法生弊，只喜欢静中坐悟而厌弃实际事务，渐渐流入空虚，时常发表新奇的言论，耸人听闻，所以阳明先生又因弊立法，强调要在“事上磨练，做功夫”。

　　阳明对“事上磨练，做功夫”最好的诠释，莫过于《传习录》的这则记载：有一位官员，因为长期听讲阳明的良知之学，说：“这个学问非常好，只是处理公文、诉讼断案繁杂困难，所以无法抽身专门从事良知之学。”阳明听了就说：“我何尝教你脱离公文和诉讼悬空去讲学？你既然有官司需要处理，就从官司的事上用功，才是真正的格物。比如审问一起诉讼案件，不可因为当事人应对不当，就起个怒心；不可因为他言辞通畅，就生个喜心；不可因为厌恶他的嘱托，就特意惩治他；不可因为同情他的求情，就迁就顺从他；不可因为自己事务繁忙，就随意苟且判决；不可因为他人毁谤罗织，就随人意思处理。这里面的许多意念心思都是私意，只有你自己知道，必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而错判误判，阻塞人们的是非对错。这便是格物、致知。处理文书、审理诉讼的过程，都是真真切切的实学。如果离开了具体的事情而从事学问，却是不切实际了。”

　　这位官员是把良知学和实际事务割裂开了，以为良知学需要专门去讲求，而与现实生活了不相干。阳明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良知学并不是一种悬空之学，并不是一种离开具体事务才能从事的学问，良知学乃是一种“实学”，处理文书、审理诉讼等实际事务，就是致良知的过程。良知学的这种“实学”品格，就是阳明所一再强调的“事上磨练，做功夫”。

　　我们今天讲要修身养性，绝不是像这位官员一样，在现实生活之外寻一处修身养性的所在，或去山中静坐，或去国学营静修，而是要像阳明所说的，在“事上磨练，做功夫”，须知人伦日用就是修身养性之所在。诚如南宋著名心学家陆九渊所说的，“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些工夫”（《陆九渊集·语录》）。所谓“做些工夫”，只是陆九渊的自谦之词，其实修身工夫就在“人情、事势、物理”上。

　　陆九渊出生在江西金溪的一个世家大族。陆门治家，既依靠宗法伦理，推选家长，又充分发挥子弟的积极性，各尽其能。据陆九渊《年谱》记载：陆氏家族合族而食，每每轮流差遣族中子弟担任负责出纳的“掌库”。陆九渊也曾担任“掌库”一职，三年之中，通过出纳之事的磨练，他“所学大进”，并奠定了他为学“专务践履”的本色，不仅讲论文字以践履为归宿，而且尤其注重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实实在在地做功夫。

　　“百姓日用即道”（《明儒学案》），百姓日用即是道场所在，“修道”不离百姓日用。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洒扫应对，莫非实学，就是曹雪芹所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人情事务，就是我们砥砺身心、提升自我的最好机遇和手段。

　　作为父母，对子女有没有偏心，作为子女，有没有厚妻子而薄父母；作为老师，有没有对后进生产生一种厌恶心，作为学生，有没有体谅老师的良苦用心；作为上司，有没有对下属诚心以待，作为下属，有没有对上司阳奉阴违；哪怕自己是菜市场的小贩，有没有因为贪利而对顾客缺斤少两，而当自己开着轿车去买菜，有没有对小商贩生出一丝鄙夷之情等等，只有在“事上磨练，做功夫”，才能砥砺身心，提高修养。

　　学习国学、修习传统文化，且不可把它当做是一种悬空之学，或者是流于形式。只有把学问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这学问才算是学到了。“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传习录》）修身养性离不开人伦日用，只有在“事上磨练”，才能使我们的道德修养真正有所进益。（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