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石敢当传说解读
　　
　　泰山地处齐鲁之地，钟灵独秀，气势磅礴，可谓“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惑矣。”这样的风水宝地自然受到各路神祈的青睐，从泰山中路至山顶遍布道教神，佛教神则多在泰山山麓周围。泰山的神虽多，但就地位和影响来说主要是道教的三位神：东岳大帝、碧霞元君、泰山石敢当。
　　
　　关于石敢当的最早文字记录出现在汉代史游的《急就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 ，并且于宋代出土了唐代的实物石敢当。这说明石敢当信仰由来已久，但石敢当与泰山结合应该略晚一些。最早有学者认为泰山石敢当形成于明末清初，是在东岳信仰进入鼎盛时期，泰山信仰与石敢当信仰进一步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有学者对此说提出异议，如山东大学教授叶涛就认为泰山石敢当的形成时间应远远早于明代，最迟在宋金时期。后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找到了金代时期关于泰山石敢当的拓片证明了这一推论。
　　
　　泰山石敢当信仰传播广泛，在大陆除西藏外，各地均有发现 ，甚至辐射到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地。泰山石敢当信仰的兴盛必然会导致一大批神话传说故事的产生，反过来这些传说故事又是对泰山石敢当信仰的一种诠释。目前关于泰山石敢当信仰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就泰山石敢当传说解读却做的不足。解读泰山石敢当传说，探求传说隐喻的文化内涵将会更有利于我们理解泰山石敢当信仰。
　　
　　一、泰山石敢当空间上的扩布
　　
　　陶阳先生在《泰山民间故事大观》中将泰山一带流传的泰山石敢当传说分为四个类型：“两挚友型”、“驱妖型”、“驱鬼型”、“唐太宗被泰山石敢当阻”。两挚友型的传说在近代已经不太流行，在众多关于泰山石敢当的百度词条中，此类型的故事几乎不占分量。
　　
　　泰山与石敢当原为同窗好友。泰山家庭富裕，学习刻苦，考中了举人。而石敢当不但什么也没有考取，反[２]而落到“独自一人在外过流浪生活”。有一次石敢当讨饭到泰山府，被泰山留住府上，一直以礼相待。数年后，泰山因公务外出，半年未归，石敢当自尊心很强，以为自己住的时间长了，泰山故意躲起来不见，故“永别了”。泰山办完公务回府后，听说石敢当死了，万分悲痛，也自尽了。因为泰山与石敢当情同一人，死在一块，后人纪念他俩，将泰山与石敢当的名字合在一起，即“泰山石敢当”。
　　
　　这则传说十分有意思，将泰山与石敢当说成两个人，泰山是一位侠义之士，石敢当则似乎成了一个无所成就，爱猜疑的小人，带有很浓的扬此抑彼的感情。一种传说往往依附于某种信仰，传说是对信仰的解释。日本柳田国男曾经提出一个“传说圈”理论：“同种类，同内容的传说圈相互接触的地方，双方的说法后来趋于统一，而且可以明显的看出，其间存在着争执的痕迹，在争执中一方的说法胜利了，另一方的说法被征服了。”泰山地区本是泰山信仰的传播区，百姓信奉泰山能保平安，驱邪恶。后来随着石敢当的传入，石敢当的辟邪镇宅功能与泰山的原有功能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地信仰的维护和对外来信仰的排斥的感情，百姓用最朴实的二元对立的方法塑造了泰山和石敢当形象。泰山出身高贵，仕途顺利，品德高尚；石敢当出身卑微，仕途受挫，小鸡肚肠。扬泰山抑石敢当的情绪贯穿于传说始终。“无论多么大小的传说，也必有核心，这使传说的吞并和共存都产生相对困难，唯独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两方发生了争执，并在争执中逐渐融合。传说的结尾将两人合称为泰山石敢当，表面上解释了泰山石敢当的来历，但从另一方面讲是泰山信仰与石敢当信仰碰撞后的初步融合。
　　
　　泰山石敢当信仰不断地方化的另一表现就是传说中的生僻事物、人物会被当地人所熟悉的人事物代替。在驱妖型的一篇传说中，开篇点明石敢当是泰安人，甚至把石敢当家具体到徂徕山下桥沟村。传说的结尾还一本正经的解释了为什么全国都有泰山石敢当，那是因为妖鬼被从泰安赶跑后，去了全国各地祸害女人。石敢当忙不过来，就把泰山石敢当几个字写在石头上镇妖鬼。石敢当信仰与泰山信仰融合成泰山石敢当信仰后，这种信仰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不断扩布的动态中。驱妖型的传说正暗合了泰山石敢当信仰的传播规律。与其他几则传说对比，这则传说篇幅较长，有精彩的情节描写，语言也十分简练 ，是一则比较成熟的传说，应该产生于泰山石敢当信仰稳定时期。
　　
　　叶涛教授认为泰山石敢当习俗在山东地区发展到明代，出现了功能的一大拓展，即由原来的镇宅辟邪，进而增加了治病驱邪的功能，并在北方（主要是鲁中地区）演化出了与泰山石敢当习俗有着密切关系的“石大夫”信仰。
　　
　　《泰山民间故事大观》并没有收录关于石大夫型的传说。石大夫最早的文字记录见于明万历二十四年的《章丘县志》 ：
　　
　　东陵山下大石高丈余，有神异，不时化为人，行医章丘邑中。嘉靖初年，尝化一男子，假星命，号石大夫，至渭南刘家。是时，刘县令凤池方为诸生，见其支干，即下拜曰：“我父母也。异日登第，必令五章丘。”凤池愕然。后果登进士，谒选得章丘。迹其人，父老并不知夜石见梦曰：“我非人，东陵山下亭大石即我也！”凤池因往祭其处，留诗刻之，为立庙。邑人有沉疾，多往祈祷，辄托之梦寐为人医，五不念。
　　
　　山东东靠海，西为平原，中部多山称为鲁中山区。章丘地处鲁中山区，山为人们提供猎物，烧柴，药物等珍贵生活用品，章丘之民应很早就形成了山崇拜。山崇拜往往和石崇拜相联系，山中的大石、奇石、怪石被认为具有灵性而被崇拜。
　　
　　民间的山崇拜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定居的农业民和山林民逐渐以偶像崇拜的形式把山神供奉在越来越小的山神庙中，享受香火，与局部地方的土地神并列了。封神有不同的等级：国家，地方，民间。泰山作为五岳之首，享天子祭，应由国家封神。就如同“唐太宗被泰山石敢当阻”型的传说，泰山石敢当的封号是皇帝给的。东陵山只是地方小山，难享国家封神，其资格只能是接受地方官封神。石大夫是在被凤池县令册封成神的，石大夫最多只为一方之神，此传说应为原生的地方性传说，东陵山下的石大夫可以看作是章丘地区的土地神，是农耕经济鼎盛后山神崇拜与土地崇拜结合而成的。
　　
　　就如同上文所讲的泰山石敢当信仰处于不断扩布中，在扩布中泰山石敢当信仰与石大夫信仰进一步融合，这种融合我们可以从传说中略见一斑。
　　
　　石敢当时以为医术高明的针灸先生，家住泰山上，人称他泰山石敢当。他特别拿手的就是治妖魔鬼秽邪不拉子病。不管是千年修练，还是万年修炼成仙的狐狸精附了人体，只要他去看准穴位，致命的一针，这狐狸精当时死去，病人当时就好。加他扎死得狐狸精不计其数，狐狸精只要一听石敢当的名字就吓得屁滚尿流地块跑。人们为了不受狐狸精的害，就在路口墙上写上“泰山石敢当”五个字。凡是人走到哪里都自然而然的念一遍，这样就永不招鬼魔。
　　
　　这则传说既蕴含了泰山石敢当“ 镇鬼辟邪”，“ 镇服四海”的精神也包含了石大夫“悬壶济世”的精神是石大夫信仰与泰山石敢当信仰的融合，泰山石敢当的功能出现了一大拓展。
　　
　　以上引用的仅仅是流传在泰山地区的泰山石敢当传说，从对传说的解读中我们看到了外来石敢当信仰与泰山信仰、石大夫信仰的碰撞融合。然而一种信仰并不是静止的，其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中。泰山石敢当信仰形成后就要往外扩布，在扩布中又与其他地区的信仰处于碰撞融合中，这些我们可以从其他地区关于泰山石敢当传说中窥见一斑。《风俗通》杂志1992年第3期上曾经刊载了河北地区流传的关于泰山石敢当的四则传说。第一则传说讲的是石敢当是泰山的山神，而且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坏山神，利用泰山石榨取老百姓的钱。第二、第三则与泰山地区流传的“驱妖”型传说相仿。第四则故事带有当第特色，讲的是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把山东老乡石敢当带到了河北唐县，解释了唐县泰山石敢当的来历。我们可以从四则传说中体会到传说传播者的感情：由排斥到功能认同再到地方化而接受。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四则传说都特别提到石敢当来自泰山。这些无疑都是泰山石敢当向外扩布的有利佐证。
　　
　　通过对泰山石敢当传说的解读，我们整理出了泰山石敢当信仰空间形成传播的大体脉络：石敢当信仰  与泰山信仰融合      泰山石敢当信仰       扩布到全国 与石大夫信仰融合   功能再扩展
　　
　　二、泰山石敢当时间上的流传
　　
　　传说对一个群体而言就是一种群体记忆。在泰山石敢当信仰形成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是泰山石敢当信仰群体的公共记忆，是群体情感的释放，需要的诉求。下文我们将尝试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泰山石敢当传说渊源流传的原因。
　　
　　（一）石崇拜
　　
　　关于“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史游的《 急就章 》：“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颜师古注：“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 。敢当， 所向无敌也。”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七，《说郛》卷二十四；明·杨慎《升庵集》卷四十四；明·徐勃《徐氏笔精》都援引了这一说。但此说还是受到学者的质疑如近现代学者邓尔雅在《 民俗 》41－ 42期合刊指出：石敢当一语 ，出《急就章》，本无其人，后人特就文意石敢当以为喻而已。”
　　
　　石敢当信仰最初应该是一种石崇拜，人们相信生活范围内所有的自然现象及自然物也拥有与人类相似的生命和意识。这就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进入人类头脑后,精怪也就从中演化出来。精怪“是一种代表特定宗教或准宗教观念的超自然体。它有着动物、植物抑或无生命物的形体，又有着超人的特殊技能，一定程度上被人格化并可以化形为人并与人发生多样的联系”。在我国石崇拜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羌族的白石崇拜。在羌族中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白石的神话和传说，羌寨的岗头山顶上安放白石奉为神位。其他民族如仡佬族的“石保爷”“石保公”，水族的“哥散”，白族的“白岩天子”，朝鲜族的“岩石神”，蒙古族的“敖包”等。石被赋予一种驱邪避恶，保佑平安的神力而被崇拜信奉。汉民族也有石崇拜，《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的关于女娲炼石补天的创世神话；禹妻涂山氏化为大石，大石裂而生子；炎帝少女化为精卫鸟，衔石填海等传说都是汉民族远古崇石观念的表现。虽然现存传说中的泰山石敢当形象多为人，但这些是经过不断演变后的人格化形象。邓尔雅、宗力、刘群先生收集的两则传说中一个是勒石东廊，一个是县衙前立石碑，泰山石敢当都是实实在在的石头。
　　
　　相传康熙年间，将军拜音达礼年，以邸中东廊与浮图相向，居者辄不利。适道出江西，因诣龙虎山，乞张真人厌胜之术。甫就坐有赭衣道士跌坐盈西，真人指喂将军曰：“祈此师可也。”因礼拜之。道人曰：“此宅煞细故，以大字镇之当吉。”索纸大书“泰山石敢当”无字。款著纯阳子书。将军惊谢，旋失道士所在，真人曰：“本日纯阳师值殿，公幸遇之，福缘无量哉”遂奉发南归。勒石东廊，字径逾尺。见者皆谓出入虞褚间。另一则传说是宗力、刘群先生提供的广东徐闻县民间传说：康熙年间,数任知县皆到县不几日，即卒于任上。某黄知知其事，携一风水先生同赴任。先生察明系本县一座宝塔之影正落于县太爷公座之上，诸官皆因不能经受宝塔之压力而死。遂于县衙前立石碑，刻“泰山石敢当”五字，谓泰山之力可敌宝塔。此后遂无事。
　　
　　两故事的细节虽不同，但泰山石敢当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避害，这与少数民族的石崇拜是一致的。上述提到的这几个古传说传达了汉民族石崇拜古已有之，我们是否可以把石敢当读作石\\敢当，译为石敢于抵挡邪恶，作为对石崇拜观念的现实验证。
　　
　　（二）、泰山崇拜
　　
　　泰山石敢当除了一种石崇拜外还蕴含着一种山崇拜，是一种山崇拜与 石崇拜的结合。自古以来就有“泰山安则天下安”之说，泰山崇拜传达着一种国泰民安，人庶物丰的观念。泰山崇拜积极的观念与石敢当原有辟邪恶的消极观念结合，正符合了中国百姓祈福禳灾，趋利避害的文化心理。
　　
　　中国自古就有王室祭山封禅大典，祭五岳被视为天子之礼。泰山作为五岳之首，历来就享受着更多的崇拜与信奉。泰山并不是简单的物理意义上的山，而是一座政治文化化的神圣之山。一种信仰上升到国家高度，被国家认可就会具有一种合法性。生活在泰山地区的百姓受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形成一种“集体观念”，必然会将泰山石敢当的传说加到帝王身上以求一种权威与合法。这种“集体观念”是强加在个人身上的社会文化，它先于个体成员产生，而且一直长期存在，不会随个体的死亡而消亡。
　　
　　唐朝时，唐太宗骑马上泰山封山，来到回马岭，一路马蹄盘，就上不去了。太宗非常好奇，非上不行。结果，绕着道走，临走说了这么一句，：“我从长安来，逢山开路，遇水造桥，没有挡住我的，偏偏让泰山石把我挡住了。”接了这个音就有了“泰山石敢当”一说。
　　
　　唐太宗被泰山石敢当阻的传说还有两个各个异文：一个是汉武帝与泰山石敢当；一个是唐玄宗与泰山石敢当。汉唐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鼎盛时代，国力强盛，政治清明，四方来仪，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时代。而现实生活中却充斥着战争、赋税、灾荒，民间百姓生活极其艰难，生活得不到保障，无处呼号的百姓只有将希翼寄托于神灵。泰山神灵与帝王有关，接受了国家分封，神进入国家，地方则代表国家地区，形成国家对地方的强烈认同。对泰山的祈求就是对国家政权的祈求。石敢当信仰由来已久，但真正使此信仰有广泛影响力是在与泰山信仰结合以后，可以说泰山石敢当信仰是借着泰山的威名而传播于海内外。
　　
　　（三）、禁忌、巫术
　　
　　禁忌是一种社会心理层面上的民俗信仰，远比神的观念和任何宗教信仰的产生还要早。禁忌无处不在，从日常生活、语言、性别到生产、岁时、人生仪礼到处可见禁忌身影，禁忌已成为无形的法律渗透到人们行为中。真正意义上，禁忌的危险是虚拟的，想象的，但禁忌的惩罚又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人们在遵守禁忌时常常将小心避祸的心理与趋吉求福的心理结合起来以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这种平衡在违反禁忌时遭到破坏，于是又衍生出一系列禁忌禳解方法。就如同小孩生病，这本是自然现象，但在中国人的俗信中就是犯了“关口”，也就是违背了禁忌，需要请法师作法禳除，称为“过关”。
　　
　　泰山石敢当常常被放置在冲路犯煞的关口之地，是一种事前设防的禁忌禳除方法。在驱鬼驱妖型泰山石敢当传说中主要有三个主要人物女人、鬼孽、泰山石敢当。在性别禁忌中，女人是不洁的、阴性的，是禁忌的对象。女人遭鬼孽缠身就如同小孩子生了病是一种犯禁忌表现，把泰山石敢当放置门前代表着对禁忌的禳除。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到：“禁忌成了应用巫术中的消极应用。积极的巫术或法术说：'这样做就会发生什么事’，而消极的巫术或禁忌则说'别这样做，以免发生什么事’。”也就是说禁忌是一种消极的巫术，而禁忌的禳除是一种积极的巫术。
　　
　　（四）、族群认同
　　
　　在泰山石敢当信仰形成与扩布过程中，与其相随的传说都在透露着一个碰撞融合的信息，这其实也是一个族群认同的过程。首先族群认同具有多重性，同一个人可以具有新泰人、泰安人、山东人、中国人等多重身份。当以山东为坐标，全国划分为34个省级行政区划，每一个行政区划都可以看做是一个族群。共同的集体记忆凝聚了各个行政区划，由此产生族群感情。这种族群认同的根基性在受到外来信仰时就产生一种排外情绪，也就是传说中的诋毁丑化。经过五千年的社会演变，在各个小的族群之上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在这些共同历史记忆作用下，泰山石敢当信仰逐渐被融合接受。凝聚一个社会的“记忆”是一种多元、易变的综合体，按照族群认同的工具论观点，族群认同的产生与维持都是在某种资源竞争与分配情景中的，资源的变迁会造成族群认同的变迁。这在泰山石敢当信仰向海外传播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明清之际，泰山石敢当信仰伴随着东南沿海居民的海外移民而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区，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区广泛分布的海外信仰格局。当移民在海外时，资源竞争对象、资源分配发生变化，他们突破国内行政区划、民族身份等族群而形成中国人这个大族群。这样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变迁与环境变换时，个人在族群中找到归依。
　　
　　蒋铁生先生在《泰山石敢当习俗的流变及时代意蕴》一文中将泰山石敢当的时间演变划分为四个时段：:即早期的石敢当习俗(上古———汉朝)、石敢当习俗的发展阶段(汉———唐)、石敢当习俗的变异阶段(五代———明末)、泰山石敢当习俗的兴盛阶段(明末清初———民国时期)。[2]至今泰山石敢当仍对中华民族有较深刻影响，关于泰山石敢当的传说也在广泛流传。泰山石敢当历史之悠久，传播之广泛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见证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认真研究、发掘泰山石敢当的独特价值将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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