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ARTX.CN

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

《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六篇。至孔子时，礼文废阙，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这八方面，统括礼之大体，故孔子手定此十七篇以为教本。所谓《逸礼》，即令非伪，亦不过是“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这便涉及到《仪礼》与孔子的关系问题。

关于《仪礼》的作者问题，传统有三种说法，一说周公作，一说孔子作，一说周公作孔子删定，清人又有疑《仪礼》为伪书者。清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认为《仪礼》是“真书杂以伪者”（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54页）。顾栋高作《左氏引经不及周官仪礼论》，则直疑《仪礼》为汉儒所缀辑。

伪书说不能成立。汉代《仪礼》的传授，自汉初高堂生以下五家（高堂生、萧奋、孟卿、后苍、二戴），不绝如缕，条理清楚。先秦典籍，如《左传》、《论》、《孟》，对《仪礼》所记礼仪节次，多所称引，都可为证。此点清人胡培翚《仪礼非后人伪撰辨》论之甚详。周公作《仪礼》之说亦不可据信。盖礼仪乃因俗立制，有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大戴礼记·礼三本》所谓“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讲的正是这个道理。邵懿辰《礼经通论》说：“礼本非一时一世而成，积久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这种看法是对的。但若依此说，《仪礼》作为周礼，便不能遽尔完成于周初的周公。梁启超说：“《仪礼》。。大抵应为西周末春秋初之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60页）此说当近乎历史实际。

关于孔子与《仪礼》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说：“书传、礼记自孔氏。”此处“礼记”，即指《仪礼》。《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按史公说法，孔子对《仪礼》，是“修起”，而不是“作”。“修起”，就是整理修复，免于澌灭。孔子生当春秋“礼坏乐崩”之世，对三代之礼，特别是周礼，上下搜讨，力求其重建，此点史有明文，不必复赘。

《礼记·杂记下》说：“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檀弓》篇亦记载此事。这是孔子“修起”《仪礼》的确证。《礼记·礼运》记孔子答弟子子游问礼语云：“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夫礼。。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邵懿辰认为射御之“御”为“乡”字之讹。孔子关于礼之所论列，正是《仪礼》十七篇的基本内容。由此可以说，《仪礼》一书的内容，非一时一世而作，大致形成于西周末春秋初，孔子编定为十七篇，使周代礼仪之大体，得以保存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