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三教合一”

儒、道、佛“三教合一”浑元归易本质规律

　　文/王少英（宁夏）

　　“三教”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体儒、道、佛。“三教合一”是指儒、道、佛三大宗教所体现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方法的融合统一。浑元指天地人三元浑然合一的本质规律，归易，即归宿于中国易经的大易大道之中。

　　从儒学、道学、佛学的产生发展，到逐步形成，即是一个自然历史与自然文化逐步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圣贤哲学思想体系向民间世俗教化发展的一个政治化、群众化过程。但是从哲学、人学、宗教学、政治学的最终高度看，“三教”之旨莫不与华夏大易之道相共生，其共同思想目标是“指导人类、谋福消灾、平安生活”。

　　中国的儒学思想始于文王、发于周公，盛于孔孟，衍于诸儒。其著作以《论语》、《孟子》为代表。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汉唐宋，逐步形成儒教，把孔子尊为圣人的地位，成为儒生拜祭的精神偶象。孔子《论语》也就成为历代王朝太学、国学的主要课本。孔子的“忠孝”“仁礼”思想，就作为儒教“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规范，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维持着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中国的道学思想，始于黄帝、盛于老、庄，用于汉初。而作为道教则是发于东汉，倡于于魏晋，扬于唐宋，盛于元明，衰于清代。道学著作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为代表。道教则以汉魏时期于吉、宫崇的《太平清领书》，齐人甘忠可的《包元太平经》等为代表。汉末张角的太平教，张道陵的五斗米教，是中国道教发展的初型。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老子《道德经》是道学、道教的最高典范。老子提倡“道”为万物之本质规律，“德”为万物规律的物质体现，道涵德中，德涵道妙。因此，人类开智，在于格物悟道，遵道行事，不违天常，是为文明。

　　中国的佛教、佛学思想，是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以来从印度传入中国而形成的。佛教的教派与著作主要有:大乘律宗的《三藏》；三论宗的《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密宗的《大日经》、《苏悉地经》等；法相宗的《成唯识论》；天台宗的《法华经》；华严宗的《华严经》；禅宗的《六祖坛经》、《金刚经》、《心经》等七经；净土宗的《无量寿经》等五经一论。这些佛教八派之经虽各有不同，但其哲学要旨大致归一，主要是“色”、“空”二论。强调“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心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佛教把世界分为可见的“色”界与不可见的“空”界，色、空之间互为存在，即同又不同，要去掉染著，离“色”修“空”。实际上是教人们把握世界万事万物的生灭规律。认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深刻道理，从而破除“虚妄”、“执著”，依佛理而践行，达到身心证悟，平安处世，普渡众生。

　　儒、道、佛三教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除了深刻的社会因素外，三教在哲学思想、人本思想、宗教思想、政治思想方面有着重要的同一性。儒教从王道治国入手，强调文德教化。强调以人为本，忠孝为先，以礼相序，不悖纲常，积极做到人伦天道与社会礼乐秩序的完美统一，从而达到消除人为灾难，使社会走向“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文明时代。

　　道教主要从哲学认识方面入手，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强调万物得自然顺行与社会的自然发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认识万物规律的方法上，强调“绵绵兮若存”，“众妙之门”，“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在对“道”的认识上，他感觉：“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老子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有独特深邃的穿透力，故孔子曰：“老子者，犹龙也，见其首，不见其尾也”。

　　佛教从哲学角度出发，提出“色”、“空”论，从人本角度出发，提出认识与消除人间精神烦恼的方法与途径：如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无我论、业报轮回等说，从而引导教育人们，认识烦恼之根，排除烦恼之惑，以达到脱离苦海，修成正果。在排除烦恼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上，有经、律、论等系统理论以及持法咒、苦禅修等具体方法。

　　佛教在魏晋隋唐时期，由于中原王朝的大力推行及西来高僧的翻译传播，从西北向东南西南迅速发展，以致与当时儒教、道教并驾齐驱且又后来居上。因此，从魏晋开始，人们就就十分关注三教的平行发展，此后，经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三个大的阶段.，逐步趋向成熟。

　　魏晋南北朝时，吴主孙权已将儒、道、释三家相提并论。牟子在《理惑论》中，已开始论述儒、佛两道思想的一致性。道安则用《老子》语义解释《般若经》。张融、顾欢等人提出“道同器殊”，更将“三教同源”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认为：形而上之道，本来是一，形而下之器，则有释、道之分。到北周卫元嵩的《齐三教论》时，则更加明确地开始对三教进行分析论述。这说明六朝时，不但很多人开始在理论上探索“三教同源”问题，而且也有人通过自身学习，来实践“三教同源”问题。其中，修佛著名的梁武帝，就是实践“三教同源”的典范，他在其《述三教诗》中记载的“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最后达到“至理归无生”的认识，形象地说明了儒、道、佛三教逐步走向趋同的发展轨迹。

　　隋唐宋时，三教鼎立发展与思想交流空前活跃。唐宋诸朝曾多次举行三教辩论会，进一步促进了三教思想的交流融合，不但形成儒、释、道三教结合的典型派别——禅宗，而且形成士人兼习儒、释、道的社会风尚。中唐以后，不但天子生日要举行三教讨论的传统活动，使三教思想趋于一致。同时，三教的重心也逐渐由佛转儒，深入人心。武则天时编纂的《三教珠英》，既是儒、道、释三教趋同的结果，也是“三教虽殊，同归于善”的最好解释。

　　元明清之际，对三教的本质研究又上了一个台阶，开始倡导“莲藕荷叶与莲花，三教本来是一家”的理念。首先在明太祖《三教论》、《释道论》的倡导下，一些学者不但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概念，还开始实质性的研究“三教合一”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方法。同时，还依此理论创立了“三教合一”的“罗教”、“三一教”以及“三教归关羽所管”的关帝信仰等。

　　“罗教”是当时民间影响很大的宗教，为退役士兵罗清所创。罗清不但编有儒、道、佛三家经典杂汇的《五部六册》，还明确提出：“一僧一道一儒缘，同入心空及第禅。似水流源沧溟瀇，日月星辰共一天。本来大道原无二，奈缘偏执别谈玄。了心更许何谁论，三教原来总一般”。“三一教”是以儒为主体的儒、道、佛“三教合一”，为明末林兆恩所创。林提倡以“三教归儒”、“三纲复古”，“思易天下后世”。同时他还付诸实践，“立庙塑三教之像：释迦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将三教的共同信仰与崇拜体系完整地结合起来，提升了“三教合一本质内涵。

　　到了清代，不但使“三教合一”的研究实践更加趋向成熟，而且还把“三教合一”研究实践与周易研究系统结合起来，并取得了里程碑的突破。清代智旭大师撰写的《周易禅解》，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理论与实践方法上的综合研究与新的突破，为三教与易经的系统整合和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智旭《周易禅解》的最大贡献是“以易理统合三教”，他认为“由天地万物而为易书，由易书而成易学，由易学而契易理”。“易理本在天地之先，亦贯彻于天地万物之始终。今言天下之理者，以既依理而有天地，则此理即浑然在天下也”。因此，他以易理为基础，以易的天地之理，阐说佛、道的心性之理。他认为易理得禅道而深，禅道得易理而广，易的崇德广业，遏恶扬善，与佛家的“慈悲度人”，道家的“崇道化人”、儒家的“文德教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还认为：易是以儒家经典的方式显示出来的，因此，从易学中剔出易理，是为了以儒证佛，以“理”沟通儒、道、佛。智旭的《周易禅解》，将禅、儒、道、易，熔为一体，以易理证统三教，化尘和光，浑然天成，在易学、儒学、道家、禅佛思想史上具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众所周知，易经形成于我国的夏商周时代，已历时三千余年，他不但是我国儒学之祖、道学之祖，同样，我也认为是我国的佛学之祖。易理为天地万物之理，易为天地之先，是华夏民族对世界文化作出的最重要的、最伟大的理性文明的贡献。它的系统形成和广泛的应用于社会，要比我国道学、儒学的创世人老子、孔子，以及印度佛教创世人释迦牟尼的诞生还要早500年以上。易经的通彻万物之理，阴阳消息变化，神机妙然预测，无不闪烁着人类伟大智慧的光芒。道家以“易理”、“道德”的自然悟证而开智天下，深宏不息。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定天下”，生生不息。佛家以悟证“色”、“空”而普度众生，生生不息。究其至理，皆是“爱人救人”，寻求“天人合一”，“消灾免难”的健康生存之道。儒、道、佛三教的理论，无不蕴含渗透着“易”的思想与精神。因此，从这个方面讲：“大道本是一，何需乱寻求。悟得天地开，人人尽风流”。

　　作为中华文化特有的“三教合一”现象，其实质是“以易贯之”，体现了《易经》的思想和精神。

　　目前，社会上对易学与“三教”之学的研究体悟，逐步深入。因此，我们应当学习古人，将易与儒、道、佛三教结合起来系统研究，找出简便易行的一般共性规律来指导社会实践，这无论对于易经的广泛深入应用研究，还是对“三教”的发展应用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我国华夏民族文化文明的复兴、走向世界，具有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